南昌和嘉宝骑着车，乘轮渡，走土路，找到了紫藤萝公社食堂。在一间挂着卫生院牌子的房间里，见到了高医生。起先他们分辨不出高医生是男是女，白帽子底下的鬓角剃出青色的头皮，口罩上面的一双眉眼则是女性的清秀温和，等开口说话，他们才断定，这是一个女医生。

高医生是浙江杭州人，高家原是着名的大户，但他们的一支却式微了。到她出生的一九二○年，家中的地和房都典了，已无收入可言。在她三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带了一个姨娘离家，杳无音信。她由乳母抱着，去到上海的姨母家。姨母家供她吃住，还供她上学，负起了养育的责任，但感情终是疏淡的。惟一亲近的就是乳母，她们就像是一对母女，夜里歇在房内，大的嘱咐小的努力争气，小的允诺大的奉养她一生，一直说到泪眼婆娑，相拥入睡。

姨母家的住宅是偌大的一座，有无数的房间与无数的走道，她本能地选择僻静和背阴的角落过往，就好像尽力要让人觉察不出有她这个人，她觉得她是这个家多出来的一个人。三年的寄宿中学的生活，使她收缩着的身心略略伸展开，然后，进了医学院。作为教学医院，学生们有相当部分的学习课程，是在医院里临床进行。高晨穿着白衣，随老师走在病房，尤其是那种贫民大病房，几十张病床纵横排放，上面都是受苦的人。她有时候会感到奇怪，在姨母家里，身边都是享福的人，可她却是消沉的；到了这里，面对着如许受折磨的人，她则昂扬着。这是为什么呢？她想：大约是“同情”这两个字。后来，她发现，仅仅“同情”是不够的，她目睹他们忍受煎熬，挣扎和搏斗，其中有一些人最终不得不服从命运，一种敬意油然升起。于是，在她心中，充满了慈悲的心情。毕业后，她进了一所教会妇产科医院。到了文化大革命，像她这样，既是工商地主出身，又生活于有产者家庭，加上教会学校背景，总是批判和斗争的对象。还是多亏了姆姆，不管是单位的造反派，学校的红卫兵，或者里弄里的野蛮小鬼，凡是上门都是由她出去对付。要带高晨去批斗，她则跟着，一路和人辩着。门口不论来人贴了什么，她都有胆量撕掉。

革命的初潮一过，她就被下放到川沙紫藤萝公社卫生院。此时，她被剪得七高八低的头发还未长齐呢！像南昌和嘉宝这样，经过辗转关系介绍来的莽撞男女，在高晨并不是第一对。这些男女青年，在她眼里，都是孩子。他们的惊慌、窘迫、恐惧，不期然地让她生出母爱的心情。那些中止妊娠的女孩子，一律咬牙忍着不出声，下了手术台，躺都不躺，一溜烟地跑走。那些男孩大多是孱弱的，让人不敢相信他们能对女孩负责。

南昌坐在一边，听高医生与嘉宝问答，他发现女性的身体竟是那样复杂，他了解甚少。而他对自己，男性的身体，又有多少了解呢？时间已到正午，高医生领他们到公社食堂吃饭。食堂里弥漫了草木灰与饭蒸汽的味道，嘉宝忽又呕吐起来。高医生买来盐水虾、红烧鱼、咸菜毛豆。这两人都没胃口，南昌还吃了半条鱼，一碗饭，嘉宝只是开水泡了半碗饭，用了点咸菜送下去。

手术时，南昌就坐在外间，听得见里面器械的响动，还有高医生对嘉宝的说话——让她数数。南昌不由也在心里跟着数起来。嘉宝一直没有出声，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过去，突然间，嘉宝发出一声哀求：医生，拉拉我的手！南昌将头埋在膝间，感到了惨烈。

终于结束了，高医生洗净手，在南昌身边坐下。嘉宝在里间，声息悄然。高医生问：今年多大？十八了，南昌回答。父亲母亲呢？父亲隔离审查，母亲去世了，南昌如实答道。停了一会儿，高医生问：中学学的是英语还是俄语？南昌说：英语。高医生念出两个英语单词：Light，True。 “光和真理”，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训。说罢，她笑了，摆摆手说：好了，走吧。

回去的路上，南昌在后，嘉宝在前。嘉宝的背影颠簸着，南昌的心也在颠簸，不是心痛，而是恐惧，恐惧这个创口会崩裂，流血，不可收拾。船到浦西，出了码头，他们都没打个照面，分别往不同的方向骑去。南昌骑过大楼间的窄街，恍惚中迎面跑来一个小孩，他急忙一个刹车，人和车一同倒在地上。这时，他看见了天空，太阳刺痛了他的眼睛，他想起高医生说的两个词：光和真理。他身上压着自行车，滚烫的地面烙着他的身体，他身体深处也有一个创口，受着抚慰。

下午，丁宜男家的窗户上响了两下。推出窗去，见是嘉宝，一张脸小而且苍白。她进来后，站了站，说：我能在你床上靠一会儿吗？丁宜男觉得异常，想问又不知问什么，就让她躺着，回到缝纫机前继续做活。几次回头，看嘉宝一动不动，便走过去，想问她喝不喝水，却见她满脸是泪。你怎么了？丁宜男问。她侧过脸朝向墙，丁宜男看见，她身下正渗出血来，染红了洁白的床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