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来到的时候，陈卓然家已经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六岁，最小的那个还在吃奶，母亲却得了肝病。父亲，就是大姑的本家哥哥，带着一身的伤，也是要人照顾的。大姑的到来，简直是救了这一家。她背上绑一个，手里抱一个，第三个拽着她的衣角，最大的那个，被她吆喝着打油打醋。她的另一只手则在锅上炒菜，盆里和面，淘米洗衣，掸尘擦灰。自她来到，这套公寓里便充斥着热辣辣的葱蒜味、豆酱味、蒸馒头的酸甜的酵母味，这就是过日子的气味，养儿育女的气味。

陈卓然初来上海时，只听得懂大姑的话。所以，大姑就是这陌生世界里的一点熟悉，使他不至于完全与原先的生活隔绝。当年他在接他的人背上熟睡着进了这家门，一醒来就挣着往外跑。最后，是大姑过来，往他脏兮兮的小手里塞了半块馍，他便安静下来。下一日，大姑放一缸热水，揿他进去，他嚎得像个挨宰的猪。洗完，大姑还是往他手里塞半块剩馍，让他止了声。六○年自然灾害，陈卓然已经读中学，住在学校，吃粮是定量，长身体的年龄，整日在饥荒中度过。每次周末回家，周日晚上返校时，大姑都会交给陈卓然一个手绢包，包里是三个或四个凉馍。到底还是孩子，又被肚饥煎熬着，自然注意不到大姑浮肿的脸和脚踝，想不到这是大姑嘴里克扣下的口粮。

那一日，游斗市委书记，老头立在高台上，车缓缓从陈卓然家的公寓底下过去。临街的阳台、窗户，趴着看热闹的大人孩子。大姑她，就躲在门背后哭泣。陈卓然看着哭泣的大姑，有一刹那的好奇：大姑她是怎样的人呢？继父和大姑，这两个质朴的人，有一种使他思想沉淀的作用。他感到一时的清澈。于是，他开始审视，审视他最近旁的世界。陈卓然是个喜欢思辨的人，他思辨的材料大多来自于书本，其实是第二手的，此刻，他注意到了另一种材料，它们来自于日常生活。它们是质朴的，芜杂的，可是它们的生动性却吸引着他。

这是一个困难时期，也是个令人兴奋的时期，陈卓然的吸纳力空前活跃，他简直是贪婪地，汲取着可能接触到的一切。而他的外表，则格外的安静。他天天在家，就像一个隐居者。有时候，看书看累了，他走出家门，骑车在街上兜风。经过街头临时搭建的舞台，有红卫兵的文艺宣传队在表演。有一个女孩在唱一首称颂军民感情的歌曲，悠长高亢的慢板，间着泼啦啦一泻如注的剁板。陈卓然不由听入了迷，然后想，革命时期的艺术也进入了新阶段，不再是简单粗暴的造反歌了。在非常时期，更新换代总是急骤的。他多少是怀了遗老的心情，隔山隔水地看这个时代。骑着骑着，就骑进了那所大学的校门。这时候，他看见了阿明。阿明的态度叫他喜欢，王校长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他的表情那么羞怯，红着脸，生怕听的人笑话他异想天开。这是他过去熟悉的人所不具有的。陈卓然没有想到，仅是第二日，这个羞怯的孩子就来敲他的门了。

阿明远不是陈卓然谈话的对手，他并不具备像陈卓然那样的思想武器。但在内心里，积蓄着许多无可名状的感性体验，自成一体。他们俩在一起，都是陈卓然说，他听。看起来好像陈卓然在向阿明宣讲，而陈卓然觉得，这依然是一场对话，阿明是回应他的，只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有一次，他说话的时候，阿明替他画了一幅肖像，第一眼，他不觉得是他，再一眼，认出来了。他的脸藏在铅灰色的笔触里，远远地看着自己。那么，陈卓然的话，阿明又有几分确切的理解呢？他隐约地感觉到，陈卓然讲的那些概念里含着一种秩序，可以用来划分他的感情。可惜，不知是哪里，就差那么一点点，接不上。他还常常想起王校长，听王校长说话，心里某一处会亮起，可等他说毕，那一处又熄灭了。也是差那么一点点。要说，他们两下里其实都隔膜着，隔膜着，他说他的，他应他的，却又形成一种默契。

阿明带陈卓然去江边码头。陈卓然印象里的黄浦江实际只是外滩那一段，背倚着殖民时期的乔治式建筑，树木花草，车流人行。而这里却是粗粝的风景。挤挨着的轮渡趸船，江水长年浸淫，外壳锈蚀。防波堤是残破的，水泥剥落，裸出砖块，有些地方，只余下水泥桩，兀自立着。对岸是厂房和烟囱的轮廓，犹如一幅早期工业社会的灰色剪影。回来的时候，他们从徐家汇天主教堂底下驶过，忽然之间，阿明问陈卓然：你说什么是唯物主义？陈卓然答道：是客观。什么是客观？是存在。什么是存在？可证实的。很好，可是你发现没有，唯物主义好的地方也正是它的问题所在，那就是从人出发；你看见，你认识，你证实——所以，它又是最主观的！陈卓然同学尊敬地看着阿明老师，阿明变成了王校长。哦，王校长，你在哪里？阿明伏下身子，握紧车把，两人驶入灿烂的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