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高中总共六届毕业生，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言中度日，这一年的下半年，终于要动了。母亲的态度很明确，阿援和阿明要留上海，其他两个都可以务农。家中向来是母亲专权，无民主可言。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使用政策里的优惠，把儿女安顿好。阿明很快接到通知，分在城建公司，做一名建筑工人。可上班仅两个月，公司便承接小三线工程，要开往安徽皖南。

阿明去皖南的时候，陈卓然在沪东一家造船厂上了班，南昌则前途未定。阿明走了不久，就给他们来信。信中说，工程驻地是在山区，距铁路线六十公里，先遣队伍已建起一些简陋的平房，兀立于起伏的丘陵之中，四下里是他不认识的树种，等等。下一封信里，写到水塘里针似的小鱼，洗衣时会在指缝穿梭。再下封信告之的是鸟和松鼠、野兔、獾，又介绍离他们最近的市镇名叫梅街，阔大高耸的山墙，顶着斜平的黑瓦，是国画中的水墨格调。

陈卓然看阿明的信，常有身临其境感。阿明的世界是柔软的，明丽的，开阔的。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色、轰鸣着的空间，头顶走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情又低沉下来。他想，现在阿明到了合乎他气质的地方，而自己却在了一个相抵触的环境里。他读《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一节，克利斯朵夫终于离开德国，乘上驶往法国的火车，他向前方伸出手，说：巴黎，救救我，救救我的思想！此时，想到这一节，陈卓然热泪盈眶。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这一回阿明的来信，是告知他，领导安排他辅导班组工人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请陈卓然帮助。陈卓然不禁微笑起来。他想起他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情景，简直远得看不见了似的，他找出那时的学习笔记，抄录几段寄给阿明。阿明的回信里表现出对马克思这篇着作的很大热情，他说他喜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喜欢它的风格。他和陈卓然一样，也用了“华丽”这个词，他醉心于那种场面性的描写，这也许与他绘画的爱好有关。他心里怀疑阿明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的本意，也不知道这对阿明和他的工友又有什么意义。不懂就不懂吧！陈卓然感慨地想，我曾经自以为是懂了，其实不过是领略了些教条；而我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方才摆脱了教条，阿明却与它从不沾边。当南昌再一次问及阿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陈卓然做了以下回答——阿明是个小市民。我们总是以鄙夷的表情说这三个字。事实上，小市民是什么？小市民是公民，他们的生存最依赖平等、自由、民主这三项原则。城市这地方，凭着个人独立的奋斗，就可以立足。有没有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破产的耶南一家，什么都没有了，来到巴黎，做什么？教钢琴。他可以不依赖别人生存。

你没有去过阿明生活的区域，我去过。那里有一个老头，一个人驻守在老祖宗的房子里，看着那房子一点一点被蚕食，一点一点颓圮，他靠什么支撑？靠的是幽默。还有一对老年夫妇，他们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数米。上午数出的米中午下锅，下午数出的米晚上下锅。他们可以看着祖宗的房子一寸一寸地败落掉，也可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下肚。他们求的是实际，现实的可见的衣食饱暖，也就是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没有空想。可是，他们很有力量，因为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我们家楼下——陈卓然向窗外指了指——所谓十里洋场，繁华世界后面，是什么？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茶咸饭淡，未必就不是哲学，只不过他们没有自觉。苏格拉底有自觉，但自觉是从不自觉里生长出来的。我们所说的小市民，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想，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庸俗”两个字。其实，马克思不也是市民吗？市民中的优秀者，有充沛的活力，思想力，他们将会有嬗变来临。

阿明是一个优秀者吗？南昌问。陈卓然说：不知道。马克思解释路易·波拿巴政变，从拿破仑一世在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的政变说起，历数七十年法国社会变化的多种原因，可是最终促成事变，总归要有一件具体的事故，“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可能是许多个，甚至许多代“阿明”，嬗变才可达成。我们身边的阿明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呢？南昌问：我们是谁？我们？陈卓然沉吟着：我们是谁？我们是新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