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早晨，南昌进到父亲房间，问道：去江西好不好？父亲说：不好。为什么？南昌问：那不是你的出生地吗？父亲回答：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使人抑郁。南昌第二次听父亲说同样的话了。父亲继续说：空气中有着太大的湿度，冬天阴冷，暑天溽热，雨季日日沥沥淅淅，墙壁、屋瓦、木器，甚至石板，霉菌一下子发了芽，到处绿莹莹的；湿漉漉的空气里，庄稼、植物、牲畜、霉菌、病菌，都在疯狂地繁殖；什么活物都赶不及人口的繁殖速度，人似乎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也不需要什么养料，比一株草还好活，真是贱啊！和霉菌一样，四处开花，也是绿黄的颜色，如同脓肿。南昌止不住打了个寒战。太阴暗了！他说。是的，父亲同意：我是阴暗的，这是一种疾病的人格，与生长环境有关。可是，南昌不解地问：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怎么会参加革命呢？

这是个好问题！父亲说：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际会，你知道，“人民”这个概念。你当然知道，这于你们是天经地义的概念，与生俱来，而在世纪初，简直是振聋发聩！那些烂了眼窝的瞎老婆婆、被牛踢断脚杆的老倌、饥荒年里裸着背上的大疮口要饭的乞丐、鸦片烟馆里骷髅似的瘾君子，那些像蛆虫一样活着的、称不上是人的人，忽然变得庄严起来，因为有了命名——人民。于是，我们的抑郁病就升华成为哀悯，对人民的哀悯。南昌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父亲笑了笑，接着说：“人民”将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抑郁病提升到了人道主义；现在，人民也要来拯救你了。我不需要，南昌嘟哝了一声。你不需要人民？不，我不需要拯救。父亲宽容地一笑：你知道疾病与健康的界线？健康人知道自己有病，于是积极求医，而真正的病人却从不以为自己有病。我没有病，南昌坚持。我有病，父亲说。你不是说，“人民”医治了你的抑郁病？南昌问道。可是，“人民”不再需要我的时候，人民的伤治好了的时候，我的病就又复发了。这回轮到南昌笑了：原来你需要的是有病的人民，原来你们的所谓抑郁病，其实是自大狂！父亲认输了：你说得有道理。当人民强壮起来，我们的哀悯没了对象，抑郁病就又来了。

可是，父亲说：从遗传学的角度说，你可能也患有我的某一种疾病。比如，忘乡病。忘记，或者说憎厌家乡的病。我没有，你有，你都反对我去江西，你的家乡。我是憎厌我的家乡，你不也憎厌吗？父亲说。不，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就去报名，插队江西！父亲冷笑道：多么做作的思乡啊！一个你从来没生活过的地方，一个履历表上的抽象的地方，你不过是要一个抽象的家乡，对具体的，你却抱了憎厌。南昌争辩：我没有憎厌！你憎厌，你憎厌我！父亲话一出口，两人都沉默了一下。南昌承认：是的，我憎厌你。父亲并不恼怒，反而笑了一声：我也憎厌我的父亲，大概这也是一种遗传的现象，每一代都憎厌上一代，血缘亲情是由憎恶传递下来的。南昌缓和地说：青年总是叛逆的。父亲断然摇头：不，憎厌不是背叛。背叛是理性的，里面包含着成长；憎厌却是如同沼泽一样的情感，它导致的结果完全可能不是成长，而是重复——重复同一种命运；背叛是有逻辑的，一环扣一环；憎厌呢，它是自噬的，自己吞噬自己。说到底，这也是抑郁病的一种症状。南昌气恼地跳将起来：照你这么说，抑郁病是所有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源！那么阶级呢？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呢？父亲举起手：好，我投降！

南昌憋闷了一时，说：你既然不爱你的家乡，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南昌？你不要的东西硬栽给我吗？父亲狡黠地眨眨眼：这就叫阶级烙印。南昌被噎了一下，继而又起：那么你呢？你的阶级烙印是什么？父亲正色道：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尴尬的处境，没受过教育的人由服从而信仰，对世间万物有认知的人因为了解而信仰。而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愿服从，又不甚了解，渴望相信，又被怀疑攫住。南昌插言道：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病！在我们做青年的时候，父亲说：一切都是模糊的，然后渐渐有了轮廓。我们把轮廓交给了你们，却没有给你们光，因为我们也没有。南昌忽然说：我认识一个人，一个医生，她告诉我她们当年的校训，叫做“光和真理”。父亲笑了，笑得很真。他说：医生，是个好职业，你将来就做个医生吧，先来医治你父亲的抑郁病！

南昌出门，下楼，推出自行车，骑上去。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许多。他想起陈卓然关于“小市民”的观点，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在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他刚刚有些尊重它，却要离开了。他觉得有什么湿润的物体在流出他的眼眶，模糊了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