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客》序:恒常的日常(2)
《请客》这部小说的一个长处,是作者对许多人情世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写了很多没有人写过的东西;他娓娓道来的一个个故事,生动有趣又有历史感、文化感。也许因为作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讲的故事便有历史感。但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有历史感、文化感,便写得出有历史感、文化感的小说来。一部小说要有真实感人的细节,才称得上是小说。林语堂先生一九四八年用英文写的小说《唐人街家庭》(Chinatown Family),也写华人洗衣工人,只是他没有什么生活体验,对华人洗衣工的历史,也缺乏了解,在他笔下,细节便不真实——他让洗衣工人整天背诵《道德经》和《论语》来表示他们的文化包袱。细节不真实,作品便肤浅。林语堂写他不熟悉的洗衣工人,结果在他的小说中读到的,不是洗衣工人的生活和感情,而是林语堂对他们高高在上的怜悯。《请客》写吴国忠妻子李秀兰家的故事,祖父李启荣是正派老实的洗衣工,去世的时候有几百名从前的顾客来参加他的葬礼,这个故事很动人,写出普通华人在艰难谋生中怎样保持自尊和赢得别人的尊敬。《请客》描写李秀兰一家的日常生活,有些细节很感人。譬如说,有一段描写李秀兰给她长年在火热的厨房炒菜而害了眼病的父亲滴眼药水,便是极有人情味的细节——它再普通不过,我们却从这个细节看到一个最体贴人的女子。 除了生活细节,作者也叙述了这家人的历史:李秀兰家四代移民美国,代代都是新移民,每一代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后才到美国来,一切从头学起做起,这样李秀兰一家人的相依为命,就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还有了海外华人历史的深度。吴国忠在这样的家庭里回归传统,重新学做中国人,不自卑,不怨天尤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常日子,这样有真实可信的细节的故事人物读起来才亲切有味。
细节写好了,日常生活写好了,小说才耐看。有许多用英文写美国华人生活的作家,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会写日常生活,于是专门在文化符号上做文章,写关公啦,花木兰啦,禅意啦,其实和文化、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只是讲文化符号,恐怕许多中国人都讲不过《请客》里那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洋博士秦汉唐(Harold King),他肯定比许多普通中国人要懂得更多中国传统文化。《请客》里也提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些日本人比中国人还要研究得深,懂得的多。但洋博士和日本人究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他们虽然懂得中国文化的符号,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毕竟是洋博士和日本人。一个中国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遵循中国的情义礼节,言谈举止已不像中国人,却在嘴上夸夸其谈中国文化符号,那他到底和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是一种什么关系,就成了一个疑问。
仁秋是学历史、教历史的,文化符号、历史大叙事、大历史的长远眼光等等,他自然是很熟悉的。他来写小说,难得他懂得小说艺术中细节的重要,自觉避开文化符号和历史大叙事,只用种种活泼有趣的细节来描绘日常生活和刻画人物。一个写小说的人,通常都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注意到一般人注意不到的地方。仁秋也有敏锐的观察力,而且他对他所写的题材——食物和宴席,是真的有兴趣,做过认真的研究。仁秋曾对清朝的宫廷宴席做过研究,写过一篇有关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宴请蒙古王公的英文文章,刊载在一本研究清朝历史的文集中。他对“杂碎”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和传说,也做过研究,写过一篇极有见地的考证文章《“杂碎” 考》。
《请客》里面的绝大部分故事和细节,我都很喜欢。但并不是所有的细节我都觉得真实可信。举例来说,周强学校的教务长坎尼思在家设宴,邀请周强夫妇做客,坎尼思自己烧咖喱牛肉,不时舔一下用来烧菜的木勺子。这个舔木勺子的细节,我知道作者是用来讥刺坎尼思的粗鄙,可是我觉得难以置信。 一般说来,美国大学官员多是学者出身,为人或许粗鄙,举止总还是讲究的,坐相、站相、吃相大体上文雅,过得去。我很难想像,一个人做到了教务长的位子, 还有当着客人的面舔木勺子的粗鄙举止。当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几十年,学校在纽约市区里面,同事们见面吃饭都是上馆子,几乎没有在家里请客的,所以我没有机会观察大学同事在厨房里的举止表现。另外,我已退休多年,也许在我退休之后这许多年,世界已经有了很多变化。
我现在年纪大了,又有心脏病,不能再像青壮年时期那样精力充沛地读书写文章了。我为仁秋的《请客》写这篇序,主要是觉得这是一部写得很细致的小说。这是仁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写了很多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他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冷静而又兴致勃勃地描绘家常生活、日常人生,将他眼中所看到的人生真实用明快清爽的道地中文叙述出来。小说中虽然有不少喜剧场面,有讽刺,有幽默,但作者是极其认真诚恳的。他写人生的喜怒哀乐,感情丰富,却并不感伤。作者显然认同两位主角周强、吴国忠在不同处境中做的同样的选择——“人生苦短,做人要有底线” ,但他也冷静地暗示,周强和吴国忠所做的选择,只是在他们个人的生活中和情感世界里,才有意义。“底线”是什么,怎样守住“底线”,本是现代人的困境,更是那些处于文化激荡中心的海外华人的特殊困境。作者对于这种困境的出路何在,并没有给予任何肤浅的乐观的解答,他也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答案,他只是将他的敏锐观察如实写下来。他对他自己及他的同类,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他也看到了下一代(吴国忠的儿子及周强的女儿)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困惑,对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有极深的关怀,和爱莫能助的同情与悲悯。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