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的一个夏日，在北京王府井帅府园的中央美院旧址，一片被拆房屋环绕着的展览馆内，宽敞展厅灯光明亮，十多位退休老教授组成的合唱团高唱《抗敌歌》：“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挠！”

老教授们将在北京抗战胜利纪念演出时登台高歌。八十四岁的徐悲鸿学生梁玉龙教授站在队前，挺直腰挥手指挥。我眼前白发飘飘、群情激奋。他们是如雷贯耳的名人，却听从梁玉龙教授一声召唤，从北京四面八方而聚集一堂，仿佛回到年轻岁月。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法祀说：“我是一九三三年考取国立中央大学的，在大学里头有个歌咏团，我们唱黄自作词的《抗敌歌》，徐悲鸿就听过。后来演剧队到了重庆，有一个抗战八周年总的汇报演出，就唱这个歌，徐悲鸿也在台下听。”

在冯法祀和同学引吭《抗敌歌》之时，徐悲鸿的确坐在台下，听着他那些满腔悲愤的学生，发出救亡的吼声。学生们所敬重的徐悲鸿，对于民族的痛苦与危难，从来不是无动于衷，他用自己的方式呼唤民族的新生。法国留学结识的友人黄孟圭出任福建省教育厅长，请徐悲鸿画福建籍烈士蔡公时。外交特派员蔡公时与济南日军交涉竟被惨杀，徐悲鸿以油画《蔡公时济南被难图》铭刻济南惨案的悲剧，感动了无数人。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徐悲鸿挥笔创作国画《壮烈之回忆》，以昂首啼鸣的雄鸡，表达他对淞沪抗战勇士的敬意，颂扬一个民族的顽强不屈。题记曰：“廿六年一月廿八日，距壮烈之民族斗争又五年矣，抚今追昔，曷胜感叹。”就在一个月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发表要求停止内战的通电，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和联合抗日的条件，全民族的抗战局面初步形成。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守军节节败退。徐悲鸿从桂林赶到南京，民国政府的首都已是日机空袭的目标，常有警报声不断。傅厚岗的院落仍然绿树浓郁，女主人蒋碧微仍然风度翩翩，她对徐悲鸿的归来却是冷若冰霜，把卧室让给徐悲鸿，自己搬到起居室。徐悲鸿曾劝蒋碧微与他一同去桂林，被蒋碧微拒绝了。南京政府即将迁往重庆，徐悲鸿给蒋碧微留下一笔路费，让她带着孩子和佣人搬到四川，躲避战乱。他回桂林前，把家里的事托付给老友张道藩。

徐悲鸿当然不会想到，此时蒋碧微已心有所属，热心照顾徐悲鸿一家人的张道藩，填补了徐悲鸿出走后的空缺。张道藩常来常往，对蒋碧微百般呵护，对两个孩子也十分关爱，俨然这家的男主人。橘黄色的灯光下，有张道藩与蒋碧微品茗畅谈的身影。明亮宽敞的大画室，是张道藩偶尔沾墨挥笔、陶冶性情的地方。

三十年后，蒋碧微在台湾把她和张道藩的缠绵情书公之于众。她如同一个痴情女子似的说：“像文人另取笔名一样，在我写给他的信上我用了一个代字‘雪’。他也把原有的名字‘振宗’专为给我写信用。道藩起先不赞成我用那个‘雪’字，因为他怕雪太容易溶化，后来，他又热烈地赞成，由于他找到了新的诠释。他写给我的一封信曾说，亲爱的雪：我本来不愿意你用这个名字，因为雪虽然很洁白，但是太容易溶化了；可是我现在叫你雪了，就让你自己所选的这一个字，永久留在我心坎上吧。”

蒋碧微回信道：“宗鉴：惟冀天可怜吾，予吾以勇气，再续此无聊生涯，以尽吾未了之职责。念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抑天之遇吾，又何尝云薄哉!长天怅望，愁入云寰，漫书尺素，和泪寄君，惟愿相敬相爱相怜惜，而相矢勿渝也。”

三天两头见面，却情书不绝。尽管已有家室，仍私语切切。蒋碧微仿佛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而张道藩也脱下一本正经的官员面具，变成一个卿卿我我的情圣。他们相约演绎“这段神秘不可思议的恋爱故事”。张道藩身边不乏美女，但他发誓：“我诚心希望我将对女性的爱集中在你一人身上，以作我此生此世爱的一个总结。”

徐悲鸿是否知道蒋碧微与张道藩的暧昧之情，无法考证。徐悲鸿留法同学邵洵美说过，在留法学生的那个圈子里，都知道张道藩爱的是蒋碧微，只有悲鸿天天跑去画画不知道。至于张道藩与蒋碧微在南京旧情复萌，徐悲鸿是毫无察觉，还是佯装不知，都让人难以定论，因为徐悲鸿从没提起蒋碧微的外遇。

直到蒋碧微在回忆录中公开她与张道藩的苦苦热恋，人们对于他们的褒贬不一，延续至今。尤其是蒋碧微的亲生儿女，基本持否定态度，他们是曾见证过这一段历史的人，有他们的发言权。然而，儿女的角度与本人的角度，为什么竟有黑白之分？因为蒋与张游离于传统的婚姻制度之外，还是因为他们让儿女感到了丢脸？

在战争烽火当中，张道藩把无依无靠的蒋碧微与一对儿女送上轮船，在逃难的前后历程中，他用情专一，细致地帮她料理许多琐事，包括帮她父亲蒋梅笙谋一份讲课的教职。如此深切地看望与安抚，帮助她度过最艰难的乱世。张道藩为此乐在其中，他对蒋的评价是，“十多年严格观察下来，惟一够得上是我理想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