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与廖观音
　　
　　文/洁尘
　　
　　因对女书的兴趣，最近看了美籍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小说《雪花和秘密的扇子》；因小说中关于缠足的详尽描述甚为残酷，我进而去查了一些“天足”女性的资料以释放“缠足”所带来的窒息感；顺着这一路线，自然就近探访了廖观音这一“天足”女杰。
　　
　　关于女书，以及它所代表的那种隐秘的女性文化，这些年来时不时见诸于媒体。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得知，女书是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地区潇水流域的农家女专用文字，是汉字的一种变体，基本用字只有五、六百个，主要用于女性的书信往来或个人记述。女书是相对于男性所使用的方块汉字而言的，其字符为斜体，使用者和阅读者均为女性，男性不能辩识。专家们考察，女书之所以发生于江永地区，在于这个地区一是地理边区——湘桂粤三省交界、中原和岭南的通道，再是文化边区——汉人瑶化、瑶人汉化、汉之儒家观念和瑶之自由风气的混血文化。
　　
　　随着最后一代女书老人的去世，女书行至今日已基本处于灭绝的状态了；而女书呈现在手帕、扇子、布匹等此类物件上的许多实物，因有着烧毁随葬的风俗，也相当罕见了。清华大学中文系赵丽明教授等人多年来着力打捞这一奇异的文化遗产，抢救整理了现存的全部女书文本，并将之出版问世。与此同时，远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邝丽莎，带着强烈的兴趣，在2002年深入湖南江永县考察女书文化，并拜访了当时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女书老人、接近100岁高龄的阳焕宜，在了解女书的同时了解了早年当地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之后，邝丽莎写作并出版了以女书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雪花和秘密的扇子》，反响热烈。这部小说的中文版2006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我的观感中，此书颇具可读性，同时，还伴生着一种民俗意义以及女性关系认知上的奇异感。
　　
　　至于说廖观音，对成都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女子。她1884年出生在成都近郊石板滩，祖父曾因参加广东三元里抗英斗争而被追捕，遂率全家逃来成都投亲靠友，以开染坊为生。廖观音行九，无名，人称廖九妹；六岁时母亲为其缠足，她就爆发出惊人的反抗力量，从而保护了自己的双脚不被戕害。17岁，廖九妹参加了义和团在成都地区的分支组织红灯教，因其勇猛顽强并足智多谋，迅速成为号令一方的人物，追随者尤其是女性追随者甚众，加之这个女子容貌端丽，被众多教徒传称是观音下凡，于是“廖观音”的名号不胫而走。廖观音1903年被捕，被斩杀于成都下莲池，享年19岁，红灯教也因之而瓦解。关于红灯教、廖观音以及对世态人心的影响，李劼人先生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前》里有相当生动且深刻的反映。
　　
　　有意思的是，现实中的廖观音和小说中的“百合”“雪花”这些个女性，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她们都生活在清末。四川和湖南，在当时都属较之中原的边缘地区，蜀文化和楚文化也都有别于正宗的儒教文化。在这两个故事里，廖观音与百合、雪花，天足和三寸金莲，“暴民”和“良民”，反抗和顺从……都是些相对立的元素，但是，有一点我想是相通的，那就是它们都拥有深厚的女性情感方式和某种独特的女性交往方式。在《雪花和秘密的扇子》一书中，呈现这些方式的是“女书”这一媒介，在廖观音的故事里，她和她的女性卫队以及女性追随者之间想必也有一种秘密且独特的交流方式。对于后者，在我还是一种假想；我想，是不是会有一种类似于当年四川保路运动时期“水电报”之类的东西？为此我请教了一位对成都地方志尤其是对近代成都颇有研究的学者朋友，他笑了，赞我的想法很有趣，他说，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呈现出来。他又说，你写小说嘛。呵呵，这倒不失为一个主意。不过，我是不会写的，说实话，我对廖观音其人其事实际上没什么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