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在吗？”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 不在。”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撇下他们就向罗西的门冲过去，但警察的一只手臂挡住我的去路。“ 别急，”他说。“ 您说您两天前的晚上还在这里？”

“ 是的。”

“ 您最后见到他大概是几点？”

“ 八点半左右吧。”

“ 您当时看见有其他人在吗？”

我想了想。“ 是的，只有系里的两个学生———我想是伯特兰和伊丽莎。他们是同时离开的。他们走的时候我也走了。”

“ 好的，把这个记下，”警察对一个手下说。“ 那天您注意到罗西教授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我能说什么呢？是的，的确有———他说吸血鬼是真的，德拉库拉伯爵就在我们中间。他还说我也许从他的研究中继承了一个诅咒。然后我看见他房里的灯好像是被一个巨大的———

“ 不，”我说。“ 我们在谈我们的论文，一直坐着谈，谈到大概八点半。”

“ 你们是一起离开的吗？”

“ 不是。我先走的。他送我到门口，然后回办公室。”

“ 您走的时候在大楼附近看见了什么可疑的东西或者人没有？听到了什么？”

我又犹豫了。“ 没，没什么。街上曾有一下子全部都黑了。路灯都灭了。”

“ 是的，那个我听说了。但您没有听见什么或者看见什么异常的东西吗？”

“ 没有。”

“ 到目前为止，您是最后一个见到罗西教授的人。”警察说。“ 一定好好想想，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有没有谈到郁闷、自杀，或者任何类似事情？有没有提到要出门，去旅行什么的，比如说？”

“ 不，没有。”我老实说。警察狠狠地看了我一下。

“ 我需要您留下姓名和地址。”他都记了下来，转头去看系主任。“ 您可以担保这年轻人吗？”

“ 他从不说假话。”

“ 好的，”警察对我说。“ 请您跟我进来，如果您看到屋里有什么异常的东西，特别是与两天前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什么也别动。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可以预测的。家里有急事啊，精神突然有点儿不对劲啊———他可能过一两天就会回来。这种情况我见得多啦。但考虑到桌上有血迹，我们还是不想贸然行事。”

桌上有血？我两腿有点儿发软，但还是跟在警官后面慢慢进了门。

警官让我面对窗户，说，“ 抬头看！”

书桌上方，在洁白的天花板上，有一道五英寸长的擦向一边的污迹，像是要指向外面的什么东西。“ 这也好像是血。别担心。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罗西教授的。即使搭个凳子，一个人能轻而易举地摸到天花板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化验了所有的东西。现在，您好好想想，罗西教授那晚提到有什么鸟进来了吗？”

我花了几秒钟干巴巴地讲出这个简单的字：“ 不。”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终于看到那污迹的末梢，看到了它是从哪个方向拖过来的。罗西书架的顶层，在他称之为“ 他的失败”那排书中，有一本不见了。两个晚上前他把它放了回去，现在那地方只剩下一个黑暗的缺口。

我一向喜欢坐在校图书馆中心的那张长凳上，它还沐浴在春日午后的最后一丝阳光中。我环顾了一下人头攒动的大厅，很快消退的夕阳和入口处频繁开启的大门，然后我拿起自己的旧书包，拉开拉练，拿出一个的全黑的大厚纸袋，上面是罗西的笔迹：给下一位。

下一位？前天晚上我还没有仔细看。他的意思是留待自己下一次再做这个项目，再攻克这个堡垒时再用吧？下一位，或下一次都说得通。抑或他的意思是我就是那“ 下一位”？这可以证明他疯了吗？

我打开纸袋，发现里面是一大叠不同大小、不同质量的纸张，很多都旧了，有的是半透明的薄纸，上面打满密密麻麻的字。材料真是丰富。我想我要摊开来看看。我走到最近一张蜂蜜色桌子，靠近放图书目录卡的地方。那儿还有很多人，都是不认识的，我还是怀疑地回头望了望，然后拿出文件，铺在桌上看起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给档案编序是很重要的。我拿出铅笔和纸，开始给罗西的文件一一编号。最早的，最上面的是那些半透明纸薄张，上面尽可能整齐地打满了东西，看上去多少像文字。我把它们小心放在一起，没有仔细看。

第二件是一张地图，手绘的，还算清晰。但已经开始褪色，上面标的那些记号和地名几乎看不清了。绘图纸较厚，像是国外的纸，很明显是从一叠旧的写字本上扯下来的。接下来还是两幅相似的地图。然后就是三页草稿纸，墨水笔迹，可以看得清楚。我把这些也放在一起。接下来的是一本《浪漫的罗马尼亚》的英文旅游小册子，看封面包装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品。然后是两张宾馆的发票和早餐券，伊斯坦布尔的。然后是一张很大很老的巴尔干地图，印制粗糙，两种颜色。最后是一个象牙色小信封，封了口，没有什么标记。我把它放在一旁，没有去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