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想，”她说，语调很快。她说着她惯常说的话。“你想跟我结婚，是不是?你是不是想跟我结婚?”等着听俏皮话。说话的时候，她起了某种挑逗性的变化，整个人似乎突然浸透了色情，像潜水者在刚出水的一瞬间浑身披着一层完好的水帘，银铬一般闪闪发亮。

“是的。”他说，他是当真的。她觉得这是句俏皮话。她笑了，把指甲尖尖的手指弯起来放到他手里。专注地看着他的眼睛，像配镜师检查眼睛有无缺陷似的。一个女人朝他们做了个鬼脸。

“离开这个地方，”她低声说，“去喝一杯。现在是七点二十五。我想十点我会跟你上床，你觉得怎么样?”

后来她说：“我的天，那真是个最大的家伙。”

像热乎乎的嘴温暖冷勺子一样，佩塔尔温暖了奎尔。他离开了他租住的活动住房、乱糟糟的脏衣服和空的包子罐头，跌入了痛苦的爱情，他的心永远留下了佩塔尔·贝尔这一名字的刺痕。

一个月火热的欢乐，然后是六年纠缠不清的痛苦。佩塔尔·贝尔浑身都是渴望，但结婚以后，奎尔就不再是她渴望的对象了。渴望转化为憎恶，就像橡皮手套翻了个里朝外。换一个时代，换一个性别，她很可能会是成吉思汗。她需要的是燃烧的城市，俘虏们结结巴巴的哀告，追逐她无穷的疆域边境累得筋疲力尽的战马，然而却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性交的胜利。就这么回事儿，她对自己说。我也不想这样，她说。

白天她在北部治安防卫局卖防盗铃，一到夜里，就变成一个肆无忌惮闯进陌生人房间的女人，不管是在臭烘烘的休息室还是拖把间，她都能和人性交。她跟不相识的男人到处乱跑。飞往遥远城市的夜总会。戴着一个由炸薯条袋做成的面具拍了盘色情录像。用水果刀削她的眼线笔，使奎尔疑惑他的三明治奶酪上怎么会有绿色的道道。

她憎恨的不是奎尔的下巴，而是他那犹豫畏缩的样子。好像他等着她发火，盼着她来折磨他。她不能忍受他热烘烘的脊背，他睡在床上的庞大的身躯。可惜奎尔身上美妙的那一部分是和他的其余部分连在一起的。像头喘着气的海象躺在她身边。而她依然是一个吸引着许多数学家的奇妙的方程式。

“对不起。”他咕哝着，汗毛很重的腿擦着她的大腿。黑暗中他恳求的手指爬上她的手臂。她一哆嗦，把他的手甩开了。

“不要那样!”

她没有说“猪油脑袋”，可是他听到了。他没有一处能让她忍受。她希望他下地狱。她无法抑制这种厌恶，就像他无法抑制他愚蠢的爱一样。

奎尔嘴巴发硬，感觉身体被缆绳勒紧，像有棘轮拉着。他结婚时期望的是什么?不是他父母那种廉价商店式的生活，而是像帕特里奇家后院那样的——朋友，烤肉的烟，挚爱及其不用说出的语言。但是这些没有发生。似乎他是一棵树，而她是嫁接到他体侧的一根带刺的枝条，随着每一阵风而屈伸，抽打着受伤的树皮。

他得到的是他假装拥有的。小兔出生四天后，请来了一个看孩子的，这位穆萨普太太手臂粗得塞不进袖子，来了就懒洋洋地坐在电视机前。佩塔尔拖出一件不容易暴露她松弛腹部的斑痕和滴奶的乳房的衣服，到外头去看她能有什么奇遇。设定了一种气氛。第二年怀上阳光之后，她成天怒气冲冲，直到那个异体离开她的身体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