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的许多地方都有整村整村的年轻人在河北省白沟一带的家庭黑作坊打工，他们都是初中或高中刚刚毕业，还有很多人不满十六岁。正是这些黑作坊要了他们的命。他们的工资每月两百至三百不等，工作强度却非常大，加班加点甚至整夜都干活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多人就住在车间里，白天刷着那种含苯量极高的胶，晚上那些胶就放在他们的身边。

“毒”害生命的黑作坊

王文雁

打工者即使不住在车间里，住宿条件也很简陋，伙食差到一冬天几乎天天顿顿是大白菜。白沟那些老板很清楚，这样廉价的劳动力并不是太好找，所以常常到河南的村子里亲自去做工作，把那里的年轻人整车整车接到白沟。一旦来了，又想方设法留住他们，于是就有了那条不成文的规定：工资不是按月发，而是到年底才发，如果你干不满一年，连一个月的工资也拿不到。其实这个规定，老板在招工时就已经说明，但那些孩子的家长还是默认了这种严重不合理的规定。节目中提到的吕继香早就发现自己流鼻血，可为了干满一年，还是一忍再忍，最后延误了治疗，失去了生命。

在靠近白沟镇的几个乡镇，整个村子里，家家都是这样的黑作坊，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白沟市场的发展有这些黑作坊的功劳，但牺牲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做节目的时候我在想，这些家庭作坊的老板原来就是这里的一户户普通的居民，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因为做了生意就一定惟利是图，还是因为大家都这样，他们也就不觉得这样做是恶了？

在许昌市，已经知道有六名在白沟打工的孩子死了，除一家没有地址很难寻找外，我们走访了剩余的五家。每到一家都是哭声连片，声讨声连片，但是在这五家中，没有一家因为此事找过白沟的任何管理部门，只有两家人事后到白沟找过子女生前打工的工厂，找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说法，而是为了要点钱。田丽园家想要三千元，老板给了两千元，郑伟娜家想要两千元，最后只拿到了一千五百元，而且，两个老板都打了这样的一份条子：×××死亡与本工厂无关，出于同情，借给两千元（一千五百元），可以不还，但今后不再有任何关系。

让人悲哀的是这两家也就这样就此了事。后来还是许昌市一位人大代表听说此事，找到了河南省《大河报》的记者，此事才得以披露。不能想象，如果这位人大代表没有听到此事，又会有多少孩子被吞噬掉生命！

郑伟娜是死亡的六个孩子中最可怜的一个。她从小没有母亲，2001年4月到白沟附近的东马营乡家庭皮包作坊干了七个月的活，因为病入膏肓，不得已只好回家，老板没有给她一分钱工资，只给她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2001年12月她从高碑店火车站上车，第二天早上在许昌站下车，没有回家就直接被送到医院，当天下午四点就死了。

郑伟娜的堂妹郑军丽和堂姐同一天到同一个工厂去打工，记者到许昌时，她还在那个工厂里做皮包。她的家人找到厂里为堂姐郑伟娜的死向老板讨钱的时候，曾想把郑军丽叫回来，但老板不让，说现在要走，不仅工资一分没有，还要再拿五千块钱来，交郑军丽学技术的学费。

我们决定让郑军丽的母亲亲自到白沟去叫自己的女儿，我们跟着拍摄。不管老板是什么态度，都会记录在案，只要节目播出能得到有关部门重视，郑军丽和其他孩子一定会安全脱身的。一问，郑军丽的母亲也说愿意去。于是在我们离开村子之前约定，郑军丽的母亲等两人立即到许昌市买当天晚上到北京的火车票，由我们报销，第二天赶到北京；我们则直奔郑州，第二天最早一班飞机回北京，两组人马在北京碰面后再一起去白沟暗访，营救郑军丽。临走时是下午2：00，我一再说，买好票立即打电话跟我联系。

可到了4：00我打电话时，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还没出村子呢。我说你们快去呀，别去晚了没票了。电话那边说好好。又过了一个小时，再打电话，还是没出村，再催，又说好好，又过了一个小时，又问，两人仍然没有去买票。我发觉不对头，再往深问，郑军丽的妈妈吱吱唔唔地说：“我们家经济不富裕。我们现在把军丽叫回来，老板肯定不给工资……”说到这儿我已经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在电话里叫起来：“你们是心疼女儿还是心疼钱？郑伟娜已经死了，你们就不怕郑军丽在白沟再呆下去也会生病吗？”我当时真是气得两手发软，我想着他们迟迟不去买票肯定有问题，但万万没想到竟是为了这个原因。（事后把此事讲给余伟利听，余伟利批评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也是，如果我穷得一无所有，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

听了我的话，电话那头也觉得理亏，忙说对对，确实孩子的命更重要，我们马上去买票。第二天早上8：00，我们组的司机小刘在西客站接到了郑军丽的母亲等两人，那时候我和雪峰正在郑州机场准备飞回北京，电话打过来，我长长地出了口气。当天下午，郑军丽被顺利地接出来，我们也拍到了老板娘蛮横不讲理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