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说我用我大哥作模特儿写了觉新。觉新没有死，但是我大哥死了。我好几次翻读他的遗书，最近我还读过一次，我实在找不到他必须死的理由。如果要我勉强找出一个，那就是他没有勇气改变自己的生活，这当然是我的看法。他自己的看法跟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所以他选择了自杀的路。他自己说得很明白：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于是通盘一算，帐上每月只有九十元的入项，平均每月不敷五十元，每年不敷六百元，不到几年还是完了。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只恨我为什么不早死两三个月，或早病两三个月，也就没有这场事了。总结一句，我受人累，我累家庭和家人。但是没有人能相信我，因为我拿不出证据来。证据到哪里去了呢？有一夜我独自一算，来看看究竟损失若干。因为大病才好，神经受此重大刺激，忽然把我以前的痰病引发，顺手将贴现的票子扯成碎纸，弃于字纸篓内，上床睡觉。到了第二天一想不对，连忙一找，哪晓得已经被人倒了。完了，完了。……

遗书里所提到的“痰病”，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神经病”。我大哥的确发过神经病，但也并不怎么厉害，而且也不久，大约有一两个月的光景。我记得是在一九二○年，那就是《家》的年代。在《春》里觉民写信告诉觉慧（一九二二年）：“大哥……最近又好像要得神经病了。有一天晚上已经打过三更……他一个人忽然跑到大厅上他的轿子里面坐起来，一声不响地坐了许久，用一根棍子把轿帘上的玻璃都打碎了。妈叫我去劝他。他却只对我摇摇头说：‘我不想活了。我要死。我死了大家都会高兴的。’后来我费了许多唇舌，才把他说动了。他慢慢地走下轿来，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里去。……以后他就没有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件真事。我今天还记得三十八年前的情景，觉新仅仅有过两次这样的发作。还有一次就是在《秋》里面，他突然跪倒在他姑母的面前，两只手蒙住脸，带哭说：“姑妈，请你作主，我也不想活了。”又说：“都是我错，我该死……请你们都来杀死我……”这次他被陈姨太和王氏逼得没有办法，才一下子发了病。这是小说里的事情。觉新休息了半天也就好了。我大哥不像觉新，在一九二○年冬天的晚上，电灯已经灭了，他常常一个人坐进他的轿子，用什么东西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那时已经不住在觉民弟兄住的那个房间。我和我三哥搬到那间利用大厅上通内天井的侧门新建的小屋里面了。这样的装了大玻璃窗的上屋一共有两间。我们住的是左面的一间，离所谓“拐门”最近，离大厅也最近（右面的一间我们一个堂兄弟住过，他后来就跟着他的父母搬出去了，他父亲便是我的三叔）。轿子就放在大厅，大厅上一点轻微的声音也会传到我的小屋里来。我向来睡得晚，常常读书到深夜。我听见大哥摸索进了轿子，接着又听见玻璃破碎声，我静静地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但是我的心痛得厉害，书也读不下去了。我绝望地拿起笔在纸上写一些愤怒的字句，或者捏紧拳头在桌上擦来擦去。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大哥的这个病是给家里人的闲言蜚语和阴谋陷害逼出来的。他自己在我们离家后写给我的信里也说：“那是神经太受刺激逼而出此。”有一封信里还说：“到父亲去世后，才知道人心险诈，世道凶恶，才知道寡妇孤儿最苦。”他后来也还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不过总离不了“刺激”两个字。觉新受到的刺激不会比我大哥受的少。但是他并没有发过神经病。我大哥自杀跟他所谓的“痰病”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