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还没有参加过舞会呢，”我告诉她，这也是事实；可我当时想我不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那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你是说我跳了舞？”

“不是。你的脸色。参加舞会的那么多人，只有你感觉跟别人不同。”

我给她逮了个正着，吞吞吐吐地说：“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样子。”

“外面的表情是一回事，内心的感觉是另一回事。在俄国，有感觉的是那些空着肚子，跟在金色的马车后面来看一眼荣耀的人。”

我意识到她向我袒露了一个内心的秘密；在星光下的这两分钟里，我们俩都倾诉了各自的衷肠。

“这么说你认识我的女儿了，”我身后有个声音说。我来了个向后转。说话的人是谢特菲尔德。

我回头瞅了瞅那个年轻的女子，又瞅了瞅他。“是的，”我说。

“我在纳闷你是怎么到达俄国的，”谢特菲尔德勋爵说，“到俄国的路很难走。杜布瓦侯爵告诉我你和你的朋友居然是坐着一辆敞蓬的雪橇穿越了边界！你一定是很紧急，连等船的工夫都没有。”

“我晕船，所以宁愿走陆路。”

“可是边界比海上要危险得多。”

“除了狼和哥萨克人之外，也没什么。”

音乐声并不大，因为乐队在屋子里面，而大多数的客人都来到了走廊上。我也没有压低嗓门。富兰克林鼓励我要大胆，甚至傲慢一点都是可以的；他说，时髦社会里的人崇尚武断专横，因为他们自己胆小怯懦。我的声音也不是很大，这一点可以肯定无疑。但是，走廊上静悄悄的，不是一下子静下来，而是时断时续：人们嘀咕了一会儿，然后听到我说起哥萨克人，便又寂静无声。我看到戈尔洛夫跟夏洛特·杜布瓦肩并肩站在一起，那样子是要让自己不被别人看见。

谢特菲尔德勋爵朗声大笑，笑声在突然出现的宁静之中显得分外响亮。“我年轻的朋友，他们在弗吉尼亚是没有哥萨克人的！”他说。“你当然不知道哥萨克人长得什么样子了！”

人群笑着，摇着头，仿佛我是一个大傻瓜。

“他们头上裹着狼皮做的披肩，”我本不必这么大声的，“骑在马上那样子就像是在马上出生的一样。首领戴着一个狼头，那是他的帽子。”

这一次，走廊里的寂静让人觉得耳朵难受。

“我们再跳一曲小步舞吧！”杜布瓦招呼着。他向乐队做了一个手势，乐队又开始演奏起来。大家兴高采烈地笑着，走着，跳着舞，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对不起，先生们，我明天要起早，”谢特菲尔德说着，鞠了一躬，快步走开了。

我的眼睛四处搜寻他的女儿，但不见她的踪影。

戈尔洛夫走上前来，点了点头，调侃似的表示赞许。“巧舌如簧，”他说。

“哥萨克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哥萨克土匪让女皇很难堪，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要做一个好公民就得瞎着眼？”

“你生活在哪个世界上？”

“我希望见到一个更好的世界。”

“你真是个乡巴佬。我也灌醉了，做个乡巴佬得了。”戈尔洛夫匆匆走了，从杜布瓦、米特斯基和谢特菲尔德的身边经过。他们三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低声嘀咕着。

我再次转过身来，注视着河对岸那辆金色的马车和周围那群举着风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农民。

我在宴会厅的桌子旁找到了戈尔洛夫。我倒了一大杯酒。“咱们走吧，”我对他说。“我一个晚上把咱们的前程给毁得够多的了。”

“你弄错了，”他说着，一口喝干了高脚杯内清澈的酒，我知道那一定是伏特加。“喝酒、打架是成功的秘诀。不掉到底就弹不起来嘛！”

“走吧，”我说着，扶着他来到门口。

我们俩手挽手趔趄着朝雪橇走去，这时杜布瓦家的一个仆人赶过来说：“二位先生，侯爵要见你们。”

那个仆人领着我们朝住宅旁边阴影处的一个小屋子走去。我瞅了一眼戈尔洛夫。“要去木屋？”我不解地问他，他耸了耸肩。戈尔洛夫清醒的时候什么也不怕，喝醉就什么也不管。

仆人轻轻敲了一下门，不等里面答应就打开了门。我们走了进来。这是一间看守花园的小屋子，一根蜡烛发出桔黄色的光芒，照着一堆挖地、修剪、松土用的工具。杜布瓦和他的朋友米特斯基在这里等候我们，他们刚才一直在踱步、抽烟、喝着一瓶伏特加酒。仆人出去后，把门关上了。

杜布瓦首先开的口。“明天，我们，还有我们的几个朋友要送一批货物到莫斯科去，这是皇室的私人事务。这批货物对我们很重要。目前皇家的政策是，所谓来自哥萨克人的危险根本不存在。这样我们就不能派军队护送，也不能派类似士兵的任何人前去护送。不过，如果你们见到过‘狼头’——”

“克劳德！”米特斯基打断他的话，提醒杜布瓦不该在他跟前提及这个名字。

“——或者你们认为是‘狼头’的任何东西，”杜布瓦继续说道，“在圣彼得堡附近活动，那么我们就不能无视危险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