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山河回家的次数明显减少，但只要她一回来，就有可能跟我爸擦肩而过。这种时候，我爸的嘴唇通常会抖动不止，像蝗虫振动的翅膀。他想说话又不敢说，脖子扭来扭去，生怕后面有人。而赵山河却昂着头，故意把眼睛放到高处，屁股晃得像秋千，大踏步地走过去，仿佛不认识我爸。

赵大爷怕他俩挺不住，给赵山河找了个身高一米八的火车司机，用建设新中国的速度为她操办婚事。星期天，一辆插满彩旗的卡车停在仓库前面，几个穿制服的铁路工人，包括那个姓董的大块头从卡车上跳下来，把赵山河和五个装子弹的木箱放上去，就把车开走了。车上彩旗摇摇，车头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呀是好……”除了我爸和赵万年不在，仓库里的其余成员全都站在门口，看着卡车离开。车子拐上马路，连同歌声一起消失了，我们还久久地站着，像是喇叭留下的声音。

后来我爸坦白，当时他就站在下一个路口，看着那辆彩车从眼皮底下飞过。赵山河站在车厢的最前面，双手扶着拦杆，头发被风撕烂，像破布那样飘起来。她的脸上没有伤心没有遗憾，竟然还有几分得意，根本没发现我爸在为她送行。我爸跟着那辆车跑过百货大楼，跑过朝阳饭店，再也追不上了，就停下来哭。他说他整整哭了一个下午。

我基本相信他的说法，因为那天他很晚才回家，眼圈红肿，眼白里全是血丝。他坐在餐桌边发了一会呆，才端起我妈留下的那碗白米饭。他吃了一口，停下来，久久地再吃一口，而每一口起码有一半的饭粒没喂对地方，掉到了餐桌上。他的眼睛好像盯着那盘炒肥肉，但是筷条却屡屡伸到盘子的外边，夹了好几次都没把肉夹住。他没有发现那碗米饭是经过我妈挤压过的，分量比平时要重。他也没在意餐桌上多出来的这一盘炒肥肉，好像肉对他的舌头没有造成刺激，和每一餐的南瓜片差不了多少。这顿饭他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而且只吃了小半碗，大部分时间他的动作是停止的。我妈的精心准备被他忽略了，就像赵山河忽略他那样。

家里第一次这么沉默，就连那么大的仓库也沉默。我爸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窗口发白才入睡。他再也没有鼾声，取而代之的是轻轻的磨牙。忽然，他一把抱紧我，嘴里喊道：“山河。山河。”吓得我脖子都缩进了肩膀。他仿佛意识到了错误，手一松，瘫在旁边。我妈大声地咳了几下，从另一张床上爬起来。昨晚失去的声音回到了仓库，那是方伯妈拉尿的声音，赵大爷吐痰的声音。我们在这些熟悉的声音里起床，洗脸，离去。只有我爸一个人还赖在床上。

如果只是这么一次，也许我妈会原谅他，包括我也会原谅他，但是我爸得寸进尺，在后来的好几个晚上都抱着我喊“赵山河”。我的旧鸡皮疙瘩未消，新鸡皮疙瘩又起，只好自己睡到用凳子拼出来的床上。即使这样了，我爸仍抱着枕头喊那个女人的名字。我妈实在忍无可忍，忽地尖叫，抓起一个水杯砸到我爸的床头，竭尽全力喊道：“你这个流氓，给我滚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