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陆上的革命，多是团体革命，革命是由革命团体完成的。中国则不然，数千年来多是为私人利益的革命。

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私人革命，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各派尚且可以联合对付官府朝廷，一旦官府朝廷快要完蛋时或革命成功后，为着各自的私利，各派党徒就开始相互倾轧，造成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社会动乱。所以，这种革命目标，不过是陈涉所说，苟富贵，毋相忘；项羽所说，彼可取而代之。无论有没有好的名目，都不过是少数野心家的一种手段。欧洲革命，主要力量在中等社会，起事者为善良的市民，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而中国的暴力革命者，多以盗贼或杀人犯为主力，譬如，唐朝的瓦岗寨十八条英雄好汉，宋朝的水浒梁山一百零八名天罡地煞。这些人革命起来，往往不顾生计，只管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后到处涂鸦：杀人者打虎武松者也。革命的敌人应该是旧政府，旧政府一倒，革命就应该结束。中国不然，旧政府垮台了，敌人反而更多，志同道合者往往在一夜之间成为死敌。革命对社会进步的破坏，比被推翻的旧政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朝末年、隋朝末年、唐朝末年的暴力革命后，其人口仅仅为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在欧洲，蒙革命之害不过一二年，而得其利则达数百岁，所以革命一次，文明程度便进步一级。中国正好相反，蒙革命之害者动辄百数十岁，得其利者不到一二年，所积累的文明，也跟着玉石俱焚。

傅朗西不是不听梅外公的宏论，也不是听不进去。他很自信，自己所投身的这场革命，将要开创历史先河。

傅朗西嘎白的脸上多出一块潮红。他们打开乌拉的伏特加，酒杯也不用，用嘴对着酒瓶口喝了起来。

梅外婆上前告诉傅朗西，他这样子是不能喝酒的。

傅朗西不明白自己好好的为什么不能喝酒。

梅外婆不得已只好当众小心提醒，他这样子像是有肺病。

不等傅朗西说话，乌拉抢着替他回答，在莫斯科，男人生病全都吃相同的药。

说着话，乌拉举起酒瓶：“为了托洛茨基，干杯！”

傅朗西举起酒瓶回敬一句：“为了斯大林，干杯！”

放下酒瓶，乌拉激动地要大家相信自己的话，如果不听托洛茨基的教导，布尔什维克就会变成失去理智的魔鬼。傅朗西反驳地说，托洛茨基才是真正的魔鬼。

争吵起来，乌拉脸上露出俄国人固有的傲慢：

“你们这儿乡巴佬太多，只会分田分地强占别人的财物，既不懂革命，也不懂女人——什么都是一窍不通！”

傅朗西很不高兴，站起来将酒瓶往地上一摔，一句告辞的话也没说，扭头出了大门。

坚信自己眼力的梅外婆，三番五次地上花楼街，好不容易从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买回一盒盘尼西林，准备送给傅朗西，治疗他那所谓的肺病，可是过了好久也不见傅朗西的人影。问过乌拉才清楚，傅朗西已经辞了副官之职，要到乡下去动员农民。

梅外婆很伤感，在她眼里，傅朗西的肺病一天也拖不得，如此不顾一切地四处奔波，无疑是将生命往绝路上推。

那天早上，正在窗口看白云的雪柠发现傅朗西来了。

梅外婆丢下手里的事，跑到门口去迎他。傅朗西当晚就要乘轮船离开武汉，来此的目的并不是告别，而是来告诉爱栀，七小姐仍在设圈套，想将她的雪狐皮大衣弄到手。除了通风报信，傅朗西还出主意说，整个武汉三镇只有柳子墨能够让七小姐改主意。这一次，傅朗西说得很清楚，柳子墨的父亲是开油脂公司的，家住循礼门附近，长得一表人才。七小姐总在背后谋划如何约柳子墨一起看戏，却又不敢当真。梅外婆谢过了，转身将那盒盘尼西林拿出来交给傅朗西，嘱咐他找个会打针的医生一口气将它打完。

傅朗西感动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走了傅朗西，家里平静下来。

梅外婆波澜不惊地对爱栀说，如果七小姐真的想要，那就将雪狐皮大衣给她好了，再好的东西，如果总给人带来烦恼，就不值得留。世间万物万事，为一些身外之物而生活得不快乐是最不划算的。爱栀当面没说什么，转过身来却赌气地叮嘱雪柠，就算自己死了，也不要将这雪狐皮大衣让给别人。

好在乌拉来了。乌拉自告奋勇去找柳子墨。

雪柠独自跑到窗口，久久地盯着天空，看那遥遥不可触摸的白云神秘地变幻身姿。在她的眼睛里天上的白云已经有十几种了，譬如眼前这些，像绵羊，像白狗，像兔子，还有像梅外公头上苍苍白发的，可就是达不到柳子墨所说的二十四种。雪柠对着天空小声地问，为何柳子墨对天上的白云如此了解呢？那既不是他家养的鹦鹉，又不是他家养的鸽子，难道他有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