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常守义和杭九枫天生就是无产阶级分子，根基优越，必须改造的过程很简单，甚至只需改正一下就行。为了让董重里信服，傅朗西进一步将自己经历过的大小事变，以及各种暴动的发起作了阐述。无论哪一次，总是先由倡导者提出一种诱人的理想，而最积极最有兴趣并且有胆量将那些理想变为现实的，多是一些所谓游手好闲的人。比起那些埋头读书、埋头做工和埋头种地的人，这类人见多识广，又不安分守己，是任何新起的势力最方便使用的一股力量。如果没有这类人的领头，真正的苦大仇深者，是很难将自己的理想从菩萨那里转移过来的。在实践革命理想的过程中，所有加入进来的人都不外乎有益无害、有益有害、无益无害和无益有害四种可能。就实际情况来讲，第一种人远没有后三种人加在一起多。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的办法，非要等到这部分人占多数时再行革命，革命者就不是先锋队，而是西河两岸那些趁大水来时手拿竹竿，在浪渣里捞东西的人。或者是天门口外那些等别人田里的水稻收获完了，上去捡几根稻穗；等别人树上的木梓柯完了，上去捡一把木梓粒儿的人。总而言之，革命就是将一切搞得翻天覆地，就是将所谓的好人与坏人全都放进火炉里重新冶炼一通，再做新的结论。说到底，革命就是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的强迫命令。正因为这样，革命的倡导者，对常守义和杭九枫这样有着充分积极性的人，是断断不可拒之门外的。如果那样做了，就是对革命理想的右倾。傅朗西没有直接对董重里提出批评，间接地却有此种意思。即使不算这样的总账，只从董重里信仰苏维埃时算起，也有四年时间了。在那些越来越爱听说书的人当中，董重里竟然连一个革命的同情者也没找到。革命者从来没有天生的，苏维埃更不是树上结的果子，只要有花开出来，到时候就可以提着竹篮、夹着布袋上树去摘。革命者是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就像狗皮，没硝之前只是一张糙料，既不能垫在身下当褥子，又不能做成袄子保暖挡风。只有到了杭九枫之类的手艺人手里，用芒硝水浸了又浸，泡了又泡，再用小刀刮，石头磨，功夫到了，才能穿，才能睡。董重里有些意气用事，他激动地诘问，万一用芒硝水泡过，用小刀刮过，再用石头磨过，常守义和杭九枫还是往日的样子，不就会坏了革命的大事吗？

两个人争吵得最厉害时，马镇长扛着一把柯刀找到常守义，要他帮忙柯木梓。常守义不满意马镇长家只管午饭不给工钱，推说他没有女人打下手，这种活如果没有男女搭配，来年木梓树就不肯结籽。马镇长说，只要常守义来，他马上就在镇里找个女人与他配合。常守义说，光配合干活不行，起码夜里要陪着睡觉。马镇长当即翻脸，嘲笑常守义说，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在外面找到靠山也没用。马镇长一生气，便不停地将柯刀往地里插，不轻不重地威胁说，常守义带回来的手电筒来路不明，如果被人报告给马鹞子，自卫队一来可就没有乡里乡亲的客气。常守义承认，手电筒比富人家的金银首饰还金贵，既然镇上最有钱的雪家都没有手电筒，由他来带头玩这种东西，的确太奇怪了。马镇长就是不发话将他送进县牢，他自己也会送肉上砧。所幸手电筒只在自己手上过一过，从来就不是他的东西。马镇长这时变得特别蛮横，他死死认定，不管手电筒是不是董重里的师傅送给董重里的，单是别人敢将如此金贵的东西托付给常守义，他就有理由怀疑。早几个月，六安城里有家卖手电筒的店铺被抢，店里的手电筒后来陆续出现在山里山外闹暴动的暴民手里。县自卫队有密令下来，凡是见到有人突然玩起手电筒，一律不得放过。

马镇长最后说：“你这样子是不是也想搞暴动？”

常守义以歪就歪地说：“暴动时能抢女人吗？”

已经走出大门的马镇长被这话吸引得往回退了一步，然后真心实意地告诉常守义：“天门口富人不多，在这儿搞暴动划不来。像雪家这样的富户，也是因为得了意外之财发的家，几年下来也耗得差不多了。这两年上门收税钱时，雪家也变得不爽快了。去武汉搞暴动多好，武汉三镇黄金多如牛屎，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只要卖一下眼睛，就算右脚没有踩着，左脚无论如何也逃不脱。退一步说，也应该上六安。六安是出美女地方，好看的女人比哪儿都多。武汉三镇好看的女人也多，可若是没有能力分清谁是婊子，搞不好就会惹上杨梅疮。六安的女人好，六安的女人不长杨梅疮，只要跟了谁，胯裆里就像夯了三合土，别的男人就是用杵也捅不开。”

说着话，马镇长已经走神了。常守义的心性也跟着失去控制：“马镇长，你应该去给暴动队伍当政委。告诉大家暴动好在哪里，莫看他们最初都在山里闹，接下来就是六安与武汉。没有这样的目标，光在山旮旯里闹来闹去，只有最苕的人才会将脑袋掖在裤腰上，腾出手来扛枪舞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