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墓的发掘工作没作任何声张，是静悄悄地进行的，消息甚至还是被严密封锁，但依然快捷得有如一阵疾风，一个早上，就刮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闹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可是包公的家乡啊，平民百姓对包公的感情，岂可用车载斗量。有关包公的任何故事，自然都会格外地引人注意。很快，在流传开来的有关包公墓的故事，就有三则：

一是说，包公生前有一个儿子，这惟一的一个儿子性子还特别的犟，平日总爱跟包公“顶牛”。包公叫他朝东，他准会朝西，包公要他去打狗，他偏偏要打鸡。包公临终时，心想，要是叫儿子做口木头的棺材吧，他准会做成石头的，于是就特意叮嘱儿子给自己做口石头棺材。谁知儿子听了，偏就这一次认了真，暗忖：自己跟老人家顶了一辈子牛，最后一个要求，还能不听吗？于是就真的做了口石头棺材。正因为包公是睡在石棺之中，尸体化不掉，灵魂出不来，就永远不能超生，所以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出现包公了。

二是说，包公墓室里有三道门，第一道门设了暗箭，第二道门灌满了水银，第三道门放有专斩皇亲国戚的龙头铡、专斩贪官污吏的虎头铡以及专斩地痞恶霸的狗头铡。他的墓是太岁头上的土，谁也不好轻举妄动。

再就是说，大兴集的包公墓是假的，真正的包公墓谁也不知道埋在哪里。因为，包公生前执法如山，得罪了许多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地痞恶霸。这些人对包公恨之入骨，将包公焚尸碎骨也难泄心头之恨。包公的家人心知肚明。因此，包公过世之后，从开封运了回来，家人做了二十一口同样的棺材，由合肥当时的南熏门、时雍门、威武门、西平门、水西门、拱辰门和得胜门，七座城门同时朝外出殡，让人真假难辨，谁也不知道包公最后被葬在哪里。

这些扑朔迷离的传说，为包公墓的发掘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激发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和好奇心。

沉寂了千百年的黄泥坎，一下子变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发掘现场很快被围了个水泼不进。已经挤进里边的人，想看得更真切，仍不断向前挪动；站在外层的，更是奋力向里拥。于是围观的圈子越缩越小，越挤越乱，一时间，小孩哭，大人喊，最后乱成了一团。

就在陈廷献探墓的第三天，整个发掘工作不得不中途停了下来。

吴兴汉不得不向市里紧急求援。当天，市公安局就派来了治安民警，为黄泥坎平添了一道风景：沿着现场的四周，拉出了一圈用铁丝网架起的警戒线。

有了铁丝网，围观的人就都被限定在了“楚河”“汉界”之外。不过，总会有几个好事者，带头撞线。有人敢带头，就有人敢效仿，于是，三三两两，趁其不备，变戏法儿似的，就出现在了网内。这些人不及时规劝出去，更大量的人群于是跟着就会明目张胆地跨进“雷池”。

挖出包公墓志的那一天，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显然还是有关包公墓的那三个传说起了作用。人们都想知道，包公是否真没化尸，睡的是否就是石棺，包公墓室之中是否真有三道门，每一道门是否都设有“机关”。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好奇的，还是那个七座城门同时朝外出殡的故事，都想亲眼看一看，大兴集黄泥坎挖出的是否真是包公墓。

当然，包公墓志的出土，说明了一切。何况，不仅出土了墓志盖，还出土了详尽的墓志铭。墓志铭的撰写者、书写者，上面也都刻得明明白白：编纂包公墓志铭的，是包公的同时代人，同朝同为枢密副使的吴奎；书写墓志铭的，亦是同朝的知国事监书学杨南仲；撰写墓志盖的，同样是同朝“温州瑞安县令”、“甥将仕郎”文勋。

一下有了这么多珍贵的文物出土，早想在文物考古的事业上大干一番的程如峰，其激动兴奋之情自不待说。就在大伙忙着现场清理的时候，他就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一份工作。只见他把包公的墓志石小心翼翼地搬到附近一个坟包的旁边，照着原样拼凑好，找来抹布，蘸着水，一点一点地，把志石上的淤泥擦去。渐渐地便看清了，志石上留有明显的打击痕。

碎成五块的墓志石有明显的打击痕，表明包公的墓志曾经被人破坏过。

谁会对包公怀有如此深仇大恨？这事究竟何人所为？

谁会对包公怀有如此深仇大恨？这事究竟何人所为？这些，不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搞清楚。

程如峰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将包公墓志上的淤泥彻底清除干净，这才发现，要把志石上的那些刻文完整地记录下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由于时间的久远，又由于人为的破坏，上面有许多字漫漶不清。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志石上篆刻的正是包公的生平事迹！

现在，再清楚不过了，挖出的这个小坟，正是包公墓。不仅是包公墓，还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合葬墓。因为墓室中不仅出土了包公的墓志石，同时还有“永康郡夫人董氏”的墓志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