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报频频，昆明又非久留之地，学校迁到远郊呈贡县安江村上课。安江村很大，有好几个大庙，我们在大庙里用布帘将菩萨一遮，便又画起裸体来。七十年代我到昆明，专访了安江村，村里老人们还记得国立艺术大学的种种情况，指出滕固校长及潘天寿等教授的住址。有一位当年的女模特李嫂尚健在，我画过她，想找她聊聊，可惜当天她外出了。

滕固病逝，教育部委吕凤子任校长，但吕凤子在四川璧山办他的正则学校，因此艺专又迁到璧山去。吕凤子接任后的开学典礼上，他着一大袍，自称凤先生，讲演时总是凤先生说……他谈书法，举起一枝大笔，说我这笔吸了墨有二斤重……我听了心里有些反感，感到林风眠的时代远去了。但吕先生却对我很好，他支持创新，赞扬个性，并同意我们的请求聘请远在上海的吴大羽，路费都汇去了，但吴老师因故未能成行，退回了路费。我即将毕业，吕先生欲留我任助教，但暑期时他卸任了，由陈之佛接任校长，吕先生写信将我推荐给陈校长，陈之佛像慈母般亲切，当即同意聘我为助教，我因决定去重庆大学任助教，衷心感谢了他的美意。

在璧山，常见到着红衣的姑娘和儿童，那红色分外亮丽，特别美。突发灵感，我自己应做一件大红袍，天天披在身上，仿佛古代的状元郎。我已是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我们年级的同学大都爱狂妄，校领导惹不起我们。我向同班一位较富有的女同学借钱，她问我干什么，我说要做件大红袍，她问是紫红的吗?我说是朱红的，她笑了，立刻借给我足够的钱。我飞快到布店买了布，立刻进裁缝铺量体裁衣。裁缝师傅惊讶了，男人能穿这样朱红的袍，他犹豫了，有点难色，不敢做，叫我去别家试试。我说我们下江人(四川人称长江下游上来的人为下江人或脚底下人)男人在家乡都穿红袍，女的只穿绿色，你尽管放心做。好说歹说加上谎言，师傅勉强答应收下了。

等到取衣的日期，我像看成绩单一样早早去取，衣已成，顺利地取回宿舍，速速穿上，同室同学赞不绝口，颇有点羡慕，问共花多少钱，似乎他们也想试试。正是晚饭时候了，大家一同到饭堂，满堂波动起来，欢迎红色英雄的出场，笑声掩盖了批评声，我自己觉得好看，全不在乎谁的褒贬，那借给我钱的女同学也很得意她成功的资助。

走到街上，情况大不相同，行人大都嗤之以鼻，骂太怪异，他们本来就讨厌下江人。一个星期后，训导长找我去谈话，说璧山警报亦多，你这红袍挤在跑警报的人群里，便成了日机的目标，警察必将你抓起来，所以万万穿不得，赶快染掉。我到洗染店将红袍染成黑袍，不知是洗染技术不高明呢还是那朱红色至死挣扎，竟染成了深褐，没有色彩倾向，显得邋遢，我只好穿着那邋遢的袍度过寒冬。

一天到市郊，看到一批朱红的布从高空泻向地面，衬着其后黑色的布群，红布似奔腾的火焰。这是一家染坊，正展晒洗染了的布。染坊能染掉各种颜色，我愿朱红不被他染黑。我为我的红袍哀伤，就在当时写了一首红袍诗祭，可惜没保留底稿，更谈不上发表。红袍只生存一周，见过她的同学们也都天各一方，垂垂老矣，她早已被岁月掩于虚无中。但据说“文革”时有大字报批我这件大红袍，此事怎能流传下来，我颇好奇，哪有电脑能储存。

璧山之后迁到青木关，利用附近松林岗上的一个大碉堡作宿舍，在山下平坡上盖一批草房作教室，于是同学们每天爬山下山无数趟，体力消耗大，饭量大，偏偏饭不够吃。避免抢饭，便按桌定量配给。于是男同学拉女同学同桌，以为女的饭量小，其实未必。人饥荒，狗亦饥荒，食堂里总围着不少狗。有一位印尼华侨抓来一只小狗，弄死后利用模特儿烤火的炭盆晚上炖狗肉吃，大家吃得高兴，但教室里满是腥臭。翌晨，关良老师来上课，大家真担心，关老师却很谅解，并说广东人大都爱吃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