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老带着工作人员在恭王府附近为我找住房，总找不到，便安排我暂住学院内。房虽小，是地板，窗明几净，我们很满意，但只是暂住。五八年我们搬入附近的会贤堂大杂院，大、杂、脏、乱，几十户住家，只两个公共水管，一个厕所，尤其厕所脏得无法跨入。我家无法接待外宾，怕伤国体，也有非接待不可的时候，我便带他们参观银锭桥一带的老北京风光，他们看到水之污浊，就不敢吃餐桌上的鱼虾了。我家五六口人，住两间半屋，作画极不便，作了画常常须到窗外远看效果，或者直接在庭院作画。我自认为代表性作品《双燕》就诞生于此。今日破烂的会贤堂，昔日曾是有名的豪华饭庄，蔡锷和小凤仙曾相叙于此，卫天霖也是在此举办的婚礼，门外什刹海，春风杨柳，红莲歌妓，赏心乐事谁家院!

住得虽差，但上班上课近，步行一刻钟便到校了，尤其对于妻，工作与家务一肩挑，予她不少方便。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是我的宝马。我的工作调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但宿舍没有调，从会贤堂到光华路学院骑车四十多分钟，我骑着宝马朝朝暮暮挤在北京自行车的洪流里，成为真正北京市的子民。我称之为宝马，绝非虚褒，它驮过煤饼、烟筒、过冬白菜、接送孩子……但它最为重要的服役是驮我到郊外作画。在近郊写生，我都用布，画面也较大，作品完成后绑在后座便似平板三轮车，油色未干，画面朝天，穿人群，走僻巷，一路小心翼翼怕人碰，我的骑车技术也愈来愈有特色。我在会贤堂陋室住了二十五年，冬天烧炉子，白天室温在十度左右，夜晚，尿盆盖被冻住，要使劲才能揭开。宝马不怕冻，不需侍候，却忠心耿耿。有一次我忽然想去香山画白皮松林，宝马飞快不须两小时便赶到，但我对松林感到失望，立即回头，宝马也便无喘息时机。宝马不吃草，终于渐渐衰老多病，不行了，被换了另一辆飞鸽，当这只替代的飞鸽又飞不动时，已是八十年代初了。艺术学院时代，离校太近，学生和同事们串门的不少，因此每当星期天或假日，妻领着孩子们上街或走外婆家，锁上房门，放下窗帘，我被锁在屋里作画，虽然光线暗，也抓住了点点滴滴的青春时光。

因为没有下水道，住户们都将脏水直接泼在院里，潮湿、恶臭，但倒成了花木的沃土。我爱花，但从无工夫侍候娇嫩的花，所以不栽，但孩子们随便种的向日葵、野菊、木槿、葫芦等却疯长。有一株木槿长得高过屋檐，满身绿叶素花，花心略施玫红，这丛浓郁的木槿遮盖了我家的破败门庭，并吸引我作了一大幅油画，此画已流落海外，几度被拍卖，常见图录，但画的母体却早已枯死了，愿艺术长寿。

我和卫老一同调入工艺美院后，我们卸去了办好艺术学院的重担，只教点基础绘画，倒也轻松，将全部生命注入自己的创作。但悠闲的日子并不久，全校师生便下乡“四清”，用知识分子来清理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我随队去河北任县农村朱家屯，那是穷透了的北方乡村，我们于此与农民真正同吃同住。我住的房东家的日子比较好过，因他家只一个孩子。有一天那孩子兴奋地说朱屯演戏了，他爬上房顶望，但失望了，并未演戏，原来我们一个同志的半导体中在唱戏，他们颇为惊讶。当地吃白薯干粉蒸的窝窝头，其色灰褐如鸡粪。颜色难看恶心，饿了便顾不得，但每咬一口都牙碜，真难下咽。房东看了也同情我们，拿出玉米窝窝头来，但纪律规定，不许吃房东家玉米窝窝头。夜晚，房东家炒他们自己种的花生吃，也分给我们，我们照例不敢碰，那孩子说，你们咋不吃，这花生真香。日子久了，房东对我们的防线放松了，才敢取出藏在草垛里的自行车。

我从来不怕吃苦，却怕牙碜，几乎顿顿吃不饱，逐渐逐渐不想吃了，不到半年，一点食欲也没有了，有学生给我寄来胃病药，无效，病了!回北京朝阳医院抽血检查，看验血结果那天，妻焦急地等在家门口，问我怎样，我说：肝炎，她脸色顿时刷白。医生嘱我卧床休息一月。我从无卧床休息的习惯与经验，感到十分痛苦。妻远去珠市口买到一张竹制的躺椅，我每天便躺在廊下看那破败的杂院，精神已沉在死海中，我绝不善于养病，也从未得过病，人到中年，生命大概就此结束了。一个月继一个月，验血指标始终不降，也找过名中医，均无效，我肯定医学在肝炎面前尚束手无策，我开始严重失眠。如无妻儿，我将选择自杀了结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