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梁晓军认识是经过朱小迪介绍，朱小迪也是一位境外知青，他的弟弟朱小羊是我的大学校友。采访之前我被告知梁晓军是个高干子弟，在境外知青中也是个很有知名度的风云人物。当我按照约定地址摁响住户门铃之后，院子里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紧接着门开了，我面前站着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他就是梁晓军。

梁晓军个子不高，穿一件黑夹克衫，趿一双拖鞋，皮肤很黑，显得很结实。他说话鼻音很重，像患了流感。在昆明街头，穿黑色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到处都是，所以这样的人你不大容易留下印象，就像你无法把一滴雨水同其他雨水区分开来一样。

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一道雨后的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射进来，我才重新注意到梁晓军脸颊上居然长着两个酒窝。酒窝不大对称，歪斜而马虎，好像一个不负责任的雕塑家随意捅一指头，给作品留下一个明显的败笔。我还发现主人的牙齿长得不大规范，松松垮垮的，门牙往外突围，给人天要下雨的感觉。主人见我不住打量他，就宽容地笑笑说：这一枪还算走运，这边进去，那边出来，没伤着要害，但是牙床全搅碎了……至今牙床还是松动的，弄得牙齿全走了样。

我心里立刻惭愧起来，对一个战场归来的老知青来说，那些创伤等于光荣的军功章。我相信只有真正的军人才会用如此平淡的口气谈论战争，谈论枪伤，就像我们谈论天气一样。在我看来，过去的高干子弟梁晓军表情相当温和，甚至还有一点点委婉和腼腆，全没有高干子弟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以及当今许多中年人愤世嫉俗和急功近利的焦躁综合症。他在金三角游击队从军达16年之久，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营指挥员，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岁月。

但是梁晓军很谦虚，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成就什么可歌可泣的事业，不过多了几个伤疤而已。我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不做什么。待业。

我惊讶地说：你回国来一直待业吗？

他苦笑道：断断续续做过一些事，打过工，也做过生意，谋生而已吧。

这时候大门一响，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是梁晓军的妻子邓立平。邓立平曾经也在境外从军多年，如今在一家商场做高级管理。我们的话题围绕金三角境外知青展开。梁晓军夫妇是一对称职的向导，他们带领我走进三十多年前国境对面那座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天梁晓军家的门铃响个不停，几乎跟过节一样热闹。陆续走进来许多男女客人，都是这家主人的老战友、曾经活跃在金三角丛林中的老知青。他们是接到主人电话赶来同我认识，或者说特意为我举行一场战友聚会的。在这群看上去跟别的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客人里，我渐渐得知，他们中间既有游击队神炮手、神枪手、侦察英雄和“红色娘子军连”女兵，也有干部、士兵、机要员和突击队员。他们人人都有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和铭心刻骨的人生故事，他们身体上无一例外地烙有战争的深刻烙印，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我很快同他们熟悉起来，由此走进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我记下他们的名字：梁晓军、朱小迪、吴庭正、杜士元、李启升、杨晓光、曹光福、刘国庆、邓立平、刘丽(女)、秦美翠(女)、王安娜(女)，李小愉(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