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动知青的命运令我牵肠挂肚。

曼谷朋友刘义听说我在国内采访境外知青，就将电话直接打进我家里来。我与刘义相识于1998年，那次我只身前往金三角，历经种种艰辛，幸得结识美斯乐难民村的老知青焦昆。焦昆同刘义曾经同为游击队战友，他向我介绍了如今尚在曼谷打工的刘义。

我在曼谷机场拨通刘义电话，不料拿起话筒就放不下来，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一口气聊到广播催促登机才放下电话。我认为没能同刘义见面是那次行程中最令人遗憾的事情，问题出在我已经办妥出关手续，护照盖上海关大印，所以只好将这份遗憾带回国内。后来我们遂成书信密友，鸿雁传书，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

刘义在那头大声说：邓贤老弟，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我谈谈，金三角至今仍有许多境外知青啊！

我问他：你知道游击队蛮光监狱大暴动吗？

他在那一头呵呵地笑起来说：告诉你吧，我在那座监狱里当过一百天犯人呢。

我听见自己心脏像火箭一样“嘭”地点燃了。我急切地问：你认识那些暴动知青，知道他们的下落吗？这些人如今在哪里？干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事实真相吗？

我听见刘义的声音从电话那一端传过来：你来亲自采访他们吧。那些当事人，要么死了，如果活着肯定不在国内，你在国内能找到什么答案呢？

刘义像传说中的九头怪鸟从千里之外伸出爪子牢牢抓住了我，我相信他的最后一句话决定了我的命运。刘义说：你听着，我就是一个游击队叛逆。找到我就会找到十个，一百个同样的知青！

半个月后，准确说是2000年岁末的一天，我登上飞往曼谷的泰国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