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活法。

我懂得怎么活，严格地说，是从中学调进县委办公室之后。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被安排在县委办公室政策调研科干活。科长是位军转干部，叫郑章成，他写文章出手飞快，每回写好文章，他总是让我誊写一遍。他的文章中常常出现“电Ｏ”的字样，我不明白那“Ｏ”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敢问，照抄不误。后来，郑科长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说我为人老实，忠诚可靠。从这一天开始，我懂得，人活在世上，有时候可以不用动脑筋。

但我自找苦吃，不久，竟糊里糊涂搞起文学创作来。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劳动，不动脑筋不行。于是，我活得很累。我总是将自己的名片对半撕开，看人头分发。我的名片一半单单印着姓名，另一半则印着姓名与自嘲文字：倪蓉棣，人格分裂，爱憎分明。——你是搞文学的，我就把后半张递给你，而你不是搞文学的，不好意思，我就把前半张递给你。奇怪的是，我分发这种“人格分裂”式的名片，从来没有人问我，什么叫“爱憎分明”。其实，我爱的是“不用动脑筋”，憎的是“动脑筋”。

一九八九年，北京闹风潮，我去北京大学作家研究生班读书的美梦破灭。于是，我搁了笔。我的名片不再“人格分裂，爱憎分明”，它变为完整的一张，跟常人的没有两样。对此，有人戏谑道：“乐清少了一位作家，多了一位官僚。”

从此，我活得比较自在、轻松。

一九九三年，乐清撤县设市，我忽然心血来潮，向书记叶建新进言道：“我们请几个人，创作一首市歌吧。”想不到，叶书记竟同意了，而且，他还亲自挂帅，不时地把许宗斌和我等几个酸溜溜的人关进他的房间，在那些豪气冲天的歌词中间徘徊、踟蹰。哎呀，那些日子才叫作日子，做文人的多体面啊！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叶书记却因“书生气太浓”，从乐清被调回了省城。于是，市歌昙花一现，很快让人给遗忘了。不过，我却因此懂得：一个人，在不该动脑筋的地方动脑筋，是不明智的，至少是幼稚的。

我忽然爱上了下象棋，成了一位十足的棋迷。这可害苦了我的妻子，她被我彻底地冷落在一旁，成了家中多余的人。她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在街上某个角落，把我从一堆混乱而陌生的人头中捉回家。她先是埋怨，接着是生气、愤怒，最后是无可奈何。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下棋很伤脑筋，你不如重新去写小说。”

其实，妻子不理解我。我把下棋看作一种高级的休息方式，根本不在乎其输赢，怎么舍得动脑筋呢？况且，我的脑子日渐僵化，偶尔动点脑筋，也是有益的呀！

我没有听从妻子的话，依然我行我素，当我的棋迷。

二○○○年七月，我的胃与我过不去，让我不得不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不久，我给自己留下了这么几句歪诗：“我在上海一口偌大的白色棺材里，身上掉了一块肉，我不知道这块肉，最后落进了哪只狗的口……”

这诗自然没有写完。不过，从上海回到乐清，我把自己看成是从阴间回到阳间。我没有像所有的伟人、名人、奇人一样，死过一回之后，对生命的真谛大彻大悟，无不采取与从前截然不同的活法。我还是从前的我，依然重复过去的活法。

直至今天，我依然蜗居在市政府那座深深的院子里。近些年，尽管有人劝我重返文坛，有人劝我下海经商，但我始终坚守自我。我想，上苍既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继续享受生活，而我在市政府大院里活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学伟人、名人、奇人的样，改变自己的活法呢？

只是，有时我想起那几句歪诗，心里涩涩的。的确，我的脑子已经僵化，这辈子恐怕再也写不出那样的诗句了。

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于乐成马车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