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耶尔仍是国内少数几个家族企业之一，有三十名家庭成员是小股东。他们一直是公司的支撑力，却也是我们最大的弱点。”范耶尔稍一停顿，接着以更急切的口吻说：“麦可，你待会儿可以提问，但有句话我希望你听进去，那就是我很厌恶大多数的家族成员。他们多半都是小偷、守财奴、恶霸和无能的人。我经营公司三十五年，这期间几乎始终争吵不休。他们是我最大的敌人，比竞争对手或政府都令我头痛。

“我说过我想委托你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希望你为范耶尔写家族史或传记。简单一点说，也可以称之为我的自传。我会将我所有的日记和数据交给你，你将接触到我最私密的想法，无论挖到什么丑闻你都可以公布。我想这个故事将会使莎士比亚的悲剧变成适合合家观赏的娱乐节目。”

“为什么？”

“你是问为什么我要公开范耶尔家族的不名誉事迹？还是为什么我要请你执笔？”

“两者都有吧。”

“老实告诉你，我并不在乎书将来会不会出版。但我的确认为有必要写下这段故事，万一只有一份，你就直接捐给皇家图书馆。我希望我死后，故事能流传下去。至于动机再简单不过：就是报仇。”

“报什么仇？”

“提到我的名字就让人联想到一个信守承诺不食言的人，这点我感到很自豪。我从不玩政治游戏，与工会协商从未遭遇困难，就连埃兰德首相埃兰德（Tage Erlander，　1901—1985），于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九年间担任瑞典首相，他在位期间，是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最成功的时期，也是所谓“瑞典模式”开始受到国际瞩目的时刻。在位时也对我十分礼遇。我认为这是道义问题；我要为数万名员工的生计负责，我关心我的员工。奇怪的是，马丁的个性虽然和我南辕北辙，对待员工的态度却是一样。他也曾努力想把事情做好。只可惜我和马丁是家族中的异类。今天范耶尔公司陷入绝境的原因很多，但关键之一就是我那些亲人的短视近利与贪婪。如果你接受委托，我就会解释他们是如何破坏这家公司的。”

“我也不骗你。”布隆维斯特说：“调查加上写这样一本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我既无动力也无精力。”

“我想我可以说服你。”

“恐怕很难。不过你说有两件事，写书是借口，那么真正目的呢？”

范耶尔再次费力地起身，拿起桌上海莉的照片，放到布隆维斯特面前。

“你写传记的时候，我要你用记者的观察力仔细检视家族成员，另外我也会让你有借口去刺探我们的家族史。我希望你能解开一个谜，这才是你的真正任务。”

“什么谜？”

“海莉是我哥哥理查德的孙女。我们共有五兄弟，生于一九七年的理查德是老大，我生于一九二年，是老。我实在不明白上帝怎能创造出这群孩子这么……”接下来几秒钟，范耶尔仿佛失去头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然后才重新下定决心继续说道：“我来跟你说说我哥哥理查德，就当做是我请你写的家族编年史的一段小实例吧。”

他又替自己倒了咖啡。

“一九二四年，十七岁的理查德是个反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他加入瑞典国家社会自由联盟，那是瑞典最早的纳粹团体之一。纳粹党人总会采用‘自由’一词，很不可思议吧？”

范耶尔取出另一本相簿，翻到他要找的那页。“这是理查德，旁边这个是兽医伯格沃·富鲁高，不久就成了所谓‘富鲁高运动’的领导人，那是三十年代初最大的纳粹运动。不过理查德没有跟随他。几年后，他加入瑞典法西斯战斗组织SFBO，认识了裴尔·英达尔裴尔·英达尔（Per Engdahl，　1909—1994），瑞典极右派政治领袖，倡导法西斯主义并强力支持纳粹，他成立的政治团体是促使瑞典加入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力。等等令国家蒙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