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朵，一九五八年收到的。”接着他指向下一朵。“一九五九年。”毛莨。“一九六年。”雏菊。“后来变成惯例。她会在夏天裱框好，留到我生日再送我。我总会把礼物挂在这间房间的墙上。一九六六年她失踪，惯例也中断了。”

范耶尔指着一排框的缺口。布隆维斯特忽然感觉颈背的寒毛直竖。墙上挂满了压花。

“一九六七年，她失踪后的次年，我生日那天收到这朵花，是紫罗兰。”

“花是怎么送来的？”

“用包装纸包着放进气泡袋，从斯德哥尔摩寄来的。没有寄件人地址，没有留言。”

“你是说……”布隆维斯特举起手往外扫了一下。

“正是。每年生日，真可恶！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那是冲着我来的，就好像凶手有意折磨我。我一想到可能有人想对付我而抓走海莉，就担心得要命。她和我的关系特殊，我也把她当女儿看待，这并不是秘密。”

“那么你希望我怎么做？”布隆维斯特问道。

莎兰德将丰田花冠开回米尔顿的地下停车场后，决定到楼上办公室上洗手间。她使用卡片锁开门，搭电梯直接上三楼，没有经过警卫值班的二楼大门。她上完厕所，从浓缩咖啡机倒了一杯咖啡喝。这台机器是阿曼斯基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终于认清莎兰德绝不会因为他对她的期望而煮咖啡的事实之后才买的。接着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将皮夹克搭在椅背上。

这个办公室是一间长三米、宽两米的玻璃隔间，里头有一台老式的戴尔台式电脑、一部电话、一张办公椅、一个金属废纸篓和一面书架。书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电话簿和三本空白笔记本。桌子的两个抽屉里放了一些圆珠笔、回形针和一本笔记本。窗台上放着一盆植物，叶子已发黄枯萎。莎兰德若有所思地盯着植物看，仿佛头一次见到，然后狠下心把它丢进废纸篓。

她在办公室里几乎无事可做，一年来不到六七次，而且通常是她需要独处以便准备马上要交出去的报告的时候。阿曼斯基坚持要分配一间办公室给她，原因是虽然她是聘用人员，但这样做才能让她对公司有归属感。她却怀疑阿曼斯基想借此机会监视她，管她闲事。起初她被分配到的办公室在走廊另一头，空间较大，得和一位同事共享。但因为她从不出现，阿曼斯基终于让她搬到走廊尽头这间舒适隐秘的小房间。

莎兰德拿出电子环定定地看着，一面沉思，一面咬着下嘴唇。

此时已过十一点，整个楼层只剩她一人。她忽然感觉无聊到极点。

过了一会儿，她起身朝走廊另一端走去，试图打开阿曼斯基办公室的门。锁着。她四下看了看。十二月二十六日午夜时分有人出现在走廊上的几率，几乎微乎其微。于是，她拿出几年前特别复制的公司卡片锁将门打开。

阿曼斯基的办公室十分宽敞：办公桌前面有几张访客椅，角落还摆了一张八人会议桌。收拾得整整齐齐、无懈可击。她已经很久没进这里打探，但如今既然来了……她在桌前待了好一会儿，了解有关追踪公司内部间谍的进度、哪名同事被派到某家遭窃集团做卧底，以及公司采取什么秘密措施保护一个担心自己的孩子遭亲生父亲绑架遇难的客户。

全部看完之后，她将资料准确放回原位，锁上阿曼斯基办公室的门之后走路回家。她对这一天很满意。

“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查明真相，但在踏入棺材以前不作最后一次努力我不甘心。”老人说：“我只是希望委托你再把所有证据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