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断有人来看我们，虽然我们不希望有人来，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说心里话，只要听到有人敲楼梯门，我心里还是非常兴奋和激动。

第一个来的是秀才，她是我中学同学，由于她总是口若悬河并且功课极棒，大家都叫她秀才，而很少有人叫她真名。她来时外面正下雨，她穿了一件军绿色的胶皮雨衣。她是个一千多度的近视眼，厚厚的镜片上那一圈圈罗纹让你看不清她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

她说话一改平时的滔滔不绝，字句很短，声音压得很低，像地下党在说接头暗号。

“抓了几个?”

“我们家三个。”

“还有谁?”

“蛐蛐儿和他爸爸，阿斗和他爸爸。”

“噢。”

秀才探头朝里屋看了一眼，又看看我，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至今都没有问过秀才，她那次冒雨来我家到底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便衣警察有没有发现她，她有没有遭到传讯，但我常常回想起她穿着军绿色胶皮雨衣，站在我家房间过道上，雨水滴滴答答往下掉的情景。

第二个来的是小嵇，一位热情奔放的青年诗人，也是一个率性梗直的军人。我和他是在翠竹环抱的四明山认识的，那是《浙江文艺》(即《东海》)举行的一次笔会，现在活跃在浙江文坛的重量级人物有不少都是从那个笔会上出来的。

我和小嵇都是参加笔会的业余作者。小嵇来时穿着军装，红领章红帽徽的，进来便有些昂首挺胸的样子。他搬来一箱粉皮鸡蛋，还趁我不注意，将一包东西塞进我床上的被子里，事后我才发现是一包金猴奶糖。对于小嵇的到来我很紧张，因为他太不管不顾了，嗓门又大，进门就说，我写了一首歌颂邓小平搞整顿的长诗。还没等我阻止，他就激情澎湃地朗诵起来，那高亢无忌的声音在那种压抑的岁月里简直就是异数。我拚命摆手，叫他不要再念了，可他根本不理会，依旧兴致勃勃慷慨激昂。直到我母亲沉着脸出现在门口，小嵇才朝我一吐舌头，红着脸叫一声“阿姨”，赶紧走了。

我追到楼梯口喊：小嵇你不要再来了，我妈是为你好!

小嵇回头挥挥手：没事!没事!

张强和程坚是前后脚进我家门的，张强是我小学最要好的同学。而程坚是我中学同级不同班且在校时没什么交往的同学，我上高中时，他就被分配到一家菜场卖菜去了。

他们都很直截了当。张强说，她爸爸认识一个公安局的头儿，要不要托他去打听打听人被关在哪里，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何时能出来。程坚则拎来几条带鱼，一捆青菜。他的性格有点木讷，眼皮总是耷拉着像没有睡醒的样子。但谁都知道，那时候物资十分匮乏，老百姓想买点肉骨头和猪油都得半夜去排队，像这样闪着银鳞的带鱼，那要不是菜场职工的家属，恐怕根本别想吃到。这份细微的体恤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替代的，家里出事后我和妈妈没有出过门，已经有好多天没吃新鲜菜了。程坚送来的带鱼和青菜让我口角生津，眼睛发亮。

妈妈倒是没反对张强托她爸去打听亲人被关在哪里的提议，虽然我看得出她对这种打听会不会有结果并不抱什么希望，但她内心的焦虑和担忧让她此刻只要见到一条缝都会钻进去。她坚持将带鱼和青菜的钱给程坚，同时也叫他以后别再来了。程坚说，我一个卖菜的我怕什么，我就是给你们送点菜，这难道也犯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