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儿和毛宁共同编印的《红小兵报》办了一期又一期，我哥哥也参与到其中。开始只是散发，后来还上街去卖，两分钱一张的报纸居然经常脱销，有的同学买报纸时会付一毛钱甚至两毛钱，并豪爽地说不用找了，实际上他们是对这张小小的报纸的支持。报纸卖的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小辣椒”的名字也迅速蹿红。那时候，杭州市各学校的红卫兵分成了两派，红一司和红三司，红一司的袖章是黑字，红三司的袖章是黄字。《红小兵报》作为红一司外围的一份小报，由于办得出色，在一司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心目中也很有分量，大家都知道《红小兵报》有个才子叫“小辣椒”。由于我哥哥的加入，毛宁和蛐蛐儿越干越起劲，他们用卖报纸的钱再去买纸张、油墨、钢板，报纸的版面也扩大了。蛐蛐儿俨然以《红小兵报》主编自居，文采泉涌，佳作迭出。在并肩办报的日子里，蛐蛐儿和毛宁的友谊也更进了一层。公安人员后来告诉毛宁，蛐蛐儿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多次提到毛宁，这恐怕是毛宁虽然不是我哥和蛐蛐儿他们这帮同学中的一员，却也锒铛入狱的重要原因。

当我站在留椿屋朝南的最大的这间屋子里望着窗外重重叠叠的茂林修竹时，我觉得毛宁其实是幸运的，我甚至认为，假如毛宁没有经历这一段牢狱之灾，他的人生会顿失很多光彩。当年，周恩来、蒋介石、胡蝶都是住的这间朝南的大屋子，毛宁在不经意中和这些伟人做了一次不见面的握手，无论这样的握手对毛宁的命运会不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刻骨铭心的记忆也足以让毛宁这辈子回味无穷。

毛宁不仅完全认同我的想法，而且对我要求采访他，并希望他提供能够佐证当年历史的物件，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积极的配合。我从中看到并感受到毛宁作为一个个体，那种非常阳光和健康的人生态度。

毛宁的热情爽朗和他在醉白楼酒桌上的高谈阔论一以贯之。看得出来，为了这次约定的采访他提前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

他从一个墨绿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中抽出一沓纸头一张一张摊在我的办公桌上，其中有一份一看就是那个年头才会有的，钢板刻印的“总理遗言”。泛黄的纸张斑斑点点，上面用长方形的细圆字体刻印着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总理遗言”。我问毛宁，你怎么保存得那么好啊？这绝对可以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了。毛宁笑笑没说话，又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剪着童花头的小女孩和一位清秀文静戴眼镜的年轻女人，照片上女孩和女人的表情有点木讷；另一张照片上除女孩和女人外，多了年轻俊朗的毛宁，很显然，有了男主人的三口之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两张照片的右下角分别用蓝墨水的钢笔写着：妞妞三岁（76年）；妞妞四岁（77年）。

毛宁告诉我，女孩是他的女儿妞妞，女人自然是妞妞的妈妈了。从妞妞一岁开始，每年的7月13日妞妞生日这一天，他们一家三口都会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留念，只有1976年7月13日这张照片是妞妞和妈妈两个人。妞妞曾经问妈妈：爸爸呢？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拍照片？妈妈当时回答说：爸爸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妞妞问：到解放军那儿去就不要妞妞了吗？妈妈说：解放军住在很远很远的高山上，爸爸天天在高山上看妞妞呢！妞妞不说话了，因为在那个年代，解放军是光荣的象征，爸爸到解放军那儿去了，爸爸也是光荣的。听了妈妈的话妞妞幼小的心灵又踏实又满足，然而妈妈的心却一片冰凉，因为她不知道妞妞的爸爸因为什么被抓，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