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想为“谎言”做什么辩解，但当我敲完一段，按习惯重新阅读一遍时，我承认，在我的笔下，“谎言”的面目似乎并不那么可憎，反倒有几分单纯和可爱。我想，我们每一个从孩子走向成年的过来人，如果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成长经历，大约没有多少人能和谎言脱得了干系，在汉语字典上，“谎言”无疑是个贬义词，但在人生海洋中，“谎言”的内涵和定义似乎可以更立体更宽泛更辩证更人性一些。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一方面将蛐蛐儿写的回忆文字复印了若干份分送给所有我能联系上的“总理遗言”当事人，请他们尽可能地回忆核实文中的主要环节和重要细节；另一方面我想找我哥哥弄清楚，蛐蛐儿究竟在哪些重要环节上隐瞒了事实的真相，他又为什么要隐瞒？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他一个终日坐在轮椅上，几乎与外界隔绝的人，究竟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坦然回首的呢？

我没能马上找到我哥哥，因为在这期间我上海的姨父由于一个意外突然去世了，我哥哥匆匆赶去了上海。1976年5月9日，我哥哥就是在上海姨父家中被公安人员抓走的，虽然姨父姨妈作为老共产党员当时还是配合了组织上的抓捕行动，但我哥哥一直没有忘记他被公安人员戴上手铐时姨父姨妈受到惊吓的表情和为他担忧的目光。我哥哥对姨父姨妈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我不知道他会在上海耽搁多久，我不能因此而等待，我决定先进行我的工作。

重新仔细阅读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我注意到这篇文字的第一页上的笔迹和后面的完全不一样，第一页的上端还很奇怪地重复记录了一个电话号码：86633018。电话号码旁潦草地写着一个曾经熟悉但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的人名：蒋南翔。我知道蒋南翔当年曾是清华大学校长，“文革”后又出任过教育部长，也知道“文革”中他曾遭受过“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蒋南翔会和“总理遗言”有什么关系。

在我记忆中，“文革”进入到1975年，随着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对“文革”的积年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关系到否定还是肯定、抛弃还是坚持“文革”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1975年8月和10月，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等人致信毛主席一事，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帷幕。刘冰等人之所以给毛主席写信，是他们一致厌恶迟群这个当时清华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他们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主席的首肯方可实现；他们也真切地意识到：写给毛主席的信，惟有通过邓小平的转交方可送达。他们先后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四人帮”党羽谢静宜联在一起加以批评。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认为邓小平偏袒刘冰等人。毛主席批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主席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至次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