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打电话问大耳朵，这份回忆文字第一页的字和后面几页的字为什么完全不像，好像不是出自蛐蛐儿之手。大耳朵说，是蛐蛐儿写的，他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我又仔细对比了前后的字体，觉得大耳朵的话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不是字迹潦草和端正的区别，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字体。

我再给J打电话，我想她是最了解蛐蛐儿的，别人可能在那么多年以后吃不准蛐蛐儿的字体，她却绝不可能认不出蛐蛐儿的手笔。想当年，她和蛐蛐儿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彼此心生爱意的时候，互相经常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偷偷递条子，她不可能不对蛐蛐儿的字刻骨铭心。

没想到，J看到蛐蛐儿的回忆文字也无法确认第一页上那曲里歪斜的字是否出自蛐蛐儿的手笔，虽然相比较后面端端正正排列有序的字体，我似乎觉得第一页东倒西歪的笔迹来得更真实和亲切，但我知道我撰写的文章不能以感觉代替事情的本来面目。

第一个对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提出疑惑的是阿斗，他在蛐蛐儿写下的“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这两行字旁边加了批注：据杨的文章说：在蛐的日记中记载写“总理遗言”的时间是2月11日；地点是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此处提到的杨的文章，是指杨匡满先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对蛐蛐儿回忆中写到的“总理遗言”的第一批传抄人和传抄地点，阿斗也提出了纠正。阿斗说，地点不是在瓜子家，而是在蛐蛐儿家的亭子间；在场的人应该是阿斗、瓜子、大耳朵，并没有晨光。阿斗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对于蛐蛐儿写“总理遗言”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这些当事人与此相关的重要的细节，他觉得都必须准确、真实。阿斗希望我再去仔细看看蛐蛐儿1976年2月5日至2月11日的日记，也再仔细看看杨匡满的报告文学。阿斗这种对历史认真严谨的精神令我佩服和感动，我告诉阿斗，我在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也产生了和他相同的疑惑，我也为此反复阅读了蛐蛐儿写于2月5日和2月11日的日记，事实上，2月5日到2月11日之间的其他日子蛐蛐儿没有记日记，而2月5日和2月11日这两天的日记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写“总理遗言”的只言片语。所以，我们依然无法考证和确认“总理遗言”诞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对此，阿斗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我对阿斗说，这可能也是我下决心要重返1976的说不清的动因之一。阿斗说，有些事情本来好像已经清楚了，看了你的这篇文章反而好像又糊涂了。我对阿斗说，问题是，本来好像清楚的事情也许并不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我希望将我所接触到的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加以最客观的叙述，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去体会、去感悟。

我给J打电话，希望她和我一起再去看蛐蛐儿，当面求证我所产生的困惑。J虽然很忙，但她还是答应陪我一起去。大耳朵知道我们要核对一些事情时表示他也马上赶过来。

在去蛐蛐儿家的路上，我将我哥哥看了蛐蛐儿的回忆文字后说的话，以及我那位老友对蛐蛐儿产生当代“华子良”的感觉都对J说了,J听了以后沉默了半晌，最后说，他太追求完美了，我没有想到直至今天，他都已经那样了，他还是那么在乎自己在人们眼里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