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记三：

对于最后是否用《追寻真相》这个题目，当事人们在我将要发稿之前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几个当事人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写到最后，真相依旧没有大白。当事人担心用这个题目会不会使读者误解真相已经大白？我说，我是在追寻真相，在追寻的过程中不断对人生和命运有新的体会和感悟，我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而我哥则说，他从来就不想回避真相，然而唯一了解所有真相的蛐蛐儿毕竟脑子受了重伤，而你却还要幻想他能像正常人那样思维，要他勇敢坦诚地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要让他从一直沉浸的虚幻中真正走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的情况下，试图通过一个脑子曾经受到严重损伤的当事人的回忆来追寻真相，不但对他本人可能会造成新的伤害，也会使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我哥要我放弃在蛐蛐儿身上追寻真相的企图，他说，等我们大家再老一点，当尘封的档案开禁时再去追寻事件的真相吧！

我想，我哥哥的话是有道理的。

人间四月三十年

——读《重返1976》 给袁敏的信

王旭烽

袁敏：

从去年十月间始读你的"重返1976系列"第一篇《我所经历的1976》初稿，到今年《收获》杂志专栏里你连发的后两篇《从醉白楼到留椿屋》、《追寻真相》，关于三十年前的这个人间四月开始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就与你开始了悲欣交集的心灵对话。

其实，关于总理遗言事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有过相关的一些报导和文学性记载，我还读过当事人李君旭自己发表的回忆文章，记录他当年在押时的情景。由于这个事件的最初策源地发生在杭州，又与你家有着如此特殊关系，还由于当年我们就相识，作为这个事件的边缘与旁观者，多少有些知情。因此，三十年来，在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你也会间或嵌进一段对当时事件的回忆叙述，而我们这些你当年的朋友，也会补充一些作为同时代人的回忆。我相信有许多人都建议你能够把这段历史如实地记录下来，而你现在则用了你的小哥哥袁中伟当年出狱时的话--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以此诠释这三十年来的巨大的等待与沉默。我想，因为纷沓的未来正接踵而至，而尘封的往事又过于重大，要说清楚史实，分析破译这历史事件背后的密码，洞察历史的天空给我们布下的深邃迷团，何其艰难，此事因此悬置三十年，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我依然是希望你能够把这段历史以纪实文学方式记录下来的积极建议者之一，原因不外乎有二：

一是对史料的抢救性记载与挖掘，这一点，你已经在你的第一篇叙文《我所经历的1976》中开宗明义的说明。三十年，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可有些至关重要的情节细节，实际上是以分秒计算的。因此，进入历史事件的每一分钟都值得人类记忆。不说那些已经去逝的人们，就说当时风华少年吧，我们曾经一起去看望李君旭，想起他当年意气风发口若悬河的神情，再看他今天木纳迟钝失忆忘却的衰老，深感要抓紧，一定要抓紧了，现在还来得及，但也已经是稍逊即逝了。

二是历史使命感的使然。这件事情，没有谁比你来记录更为合适了。谁也不愿意亲历这样几乎家破人亡的惨烈事件，但不得不经历，也就承当了，并且呈现出人的尊严。同时，亲历者中没有谁比你能够呈现得更为出色了，这是不用说的，你是他们当中惟一的作家和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