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红到了我家楼上，开口就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就这样，她在光天化日的阳台上，给我看了总理遗言。我记得，她拿的是一张从练习薄上撕下来的纸，纸有点黑，长条格子，字是圆珠笔抄的，字迹认真，长长的，小小的，有棱有角的，这些字长得很像晓红。

我看了热血沸腾，二话不说，走进房中就抄了起来。这正是你在《我所经历的1976》中转录的李君旭编造的那份"总理遗言"。

你在文中回忆说，所有的人都压根儿没有怀疑这是份编造的东西，都是拿过来就抄。的确如此。按道理十年文革，人们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可当时的我，甚至想都没有想赵晓红的这份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更别说问她了。心里唯一有点疑惑，就是周总理为什么要夸王洪文和张春桥，那时候，中国人民的普遍情绪，已经对那几位非常反感了，后来转念一想，周总理是很有战略的，只要邓小平保住了就好。

我把总理遗言藏了起来，没给任何人看，外面风传的总理遗言，已经到处都是了。

1976年4月5日，我正在上海一家工厂实习，工厂离黄埔江很近，顶楼是个平台，4月5号那一天，我们小组的组长，一个一本正经的青年小伙子与我一起到另一个车间送器材，中途突然让我和他一起上了顶楼，这样，我就看到了上海人在清明节的悼念总理的大游行。我当时觉得这个人非常不可思议，他开会发言特别左，工人很讨厌他，可是他却带着我上顶楼偷看大游行。

就那一次我问小组长：你看到过总理遗言吗？

我知道，那时候已经对"总理遗言"开始避谣了，可是我内心不希望这是假的。

戴眼镜的小组长连忙摇手，严肃地说：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这些事情。

我不知深浅地又问：听说你们王洪文张春桥全国都不让奖金，就是给你们上海人还发奖金。

小伙子更加急了：不要说不要说，不好说的，不好说的。

我们就默默地看着黄埔江边的游行队伍，大花圈，挑着的横幅，上面的白纸黑字上写着悲愤的标语。一队又一队的上海人。

回杭州之前，我专门到上海百货公司精心挑了几块手帕，其中有两块，一块送毛儿，一块就是送给你的。回杭州之后，我就去看也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毛儿，由于毛儿的妹妹苹儿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我和毛儿的关系比你要更近一些。我拿出手帕给毛儿，让毛儿代我转交给你，当时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工厂工作了。谁知毛儿用前所未有的紧张口吻说：王旭烽你可千万不能去袁敏家了，她们家出事了，她们全家都被抓起来了。

我一听非常吃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毛儿自己也不太清楚，只说你已经从工厂里被警察带走了，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我能听得出来，毛儿的口气是很同情的。我只好揣着手帕又回到了家中，把它藏在我的放珍贵东西的小箱子里。

经历了一个特别大起大落的历史时期之后，你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已经是《东海》杂志的编辑了，我成了你的作者，我文学道路起跑线上的至关重要的编辑。你们家当时的情况我这时才清楚起来，可许多细节还是在这次阅读中知道的。当我看到你文中记载的那些在如此高压下一次次来看你家的人们，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你在文中提到的小嵇，就是现在的杭州作协主席《西湖》主编嵇亦工，那时还在部队呢，你不止一次跟我们讲过勇敢的小嵇如何大大咧咧地来看你们，如何在你们家里激情澎湃地念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