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之战结束。
四平之战,以东北民主联军的惨重损失成为一次失败的战例。不少人认为,四平之战是在对时局的错误估计下发动的,是在不宜进行大规模防御作战时进行的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在诸多要素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与优势交战对手争夺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但导致了八千多官兵的伤亡,而且在战略上也陷入了被动。
四平失守之后,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向北撤退。毛泽东来电要求他们坚守长春,罗荣桓、林彪、彭真等东北局领导讨论后,还是作出了放弃长春的决定。于是,林彪负责组织部队撤退,罗荣桓和彭真组织东北局机关撤往松花江以北。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再次来电,还是要求坚守长春。原因是:“我们正在南京谈判让出长春,交换别的有利条件,但必须守住长春,方利谈判,否则不利。”可是,由于撤退已经实施,毛泽东的命令已无法执行。
五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军占领长春。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的凌厉攻势感到万分惊喜,他在致东北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电报中说:“甚望共产党军队能幡然悔悟,切念萁豆相煎之痛,同懍骨肉相残之耻,为国家多留一分元气,为人民保存一线之生机……”
原想一鼓作气打到哈尔滨的国民党军,在松花江南岸突然停止不前了。
这让原准备继续北撤的林彪都感到了意外。
蒋介石到东北来了,他的到来打乱了杜聿明的作战部署。
蒋介石到了长春。在这里他告诉郑洞国和廖耀湘:“政府经与中共方面谈判,决定在东北战场实施短期停战,倘无情况变化,停战令可能在近日下达,你们务必做好充分准备。”
可是,令蒋介石吃惊的消息传来了:共产党将领陈毅集中了山东野战军的全部主力,向山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先后解放了胶县、泰安、德州、枣庄、高密等城镇,不但扩大了山东解放区的地盘,而且威胁着国民党军控制的津浦和胶济铁路的畅通。蒋介石被迫把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紧急调往了山东。
随着各地战事的频发,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压力开始升级,他通过宋子文转给蒋介石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国民政府在满洲继续前进,你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停止冲突,使我作为一个可能的调解人的工作陷于十分困难,也许不久实际上陷于不可能了。”马歇尔的火气来自魏德迈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工具正大肆散布马歇尔中了共产党人的奸计,一家报纸上甚至登出一幅马歇尔穿着八路军军装、打着八路军绑腿的漫画。马歇尔郑重地告诉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如果不停止进攻,美国就立即中断对华援助。
国民党军对林彪部的追击就这样停止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国共双方再次就东北暂时休战问题达成协议。
从此,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隔松花江对峙。东北的大城市之一哈尔滨始终由共产党人占据着,松花江以北地区因此成为共产党人在东北的坚固后方基地。
中原突围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驻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然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定为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
宣化店,共产党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那天黄昏,晚霞灿烂。军调处驻宣化店执行小组成员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和国民党代表陈谦上校,在宣化店狭窄的街道上遇到了身穿灰布军装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鄂东独立旅政委的张体学。尽管四个人的表情在那一瞬间都显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不自然,但他们很快就谈笑风生地攀谈起来。
哈斯克与陈谦已经在不大的宣化店内外转了好几圈。他们的心情有些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军对这个小镇及其附近地域的合围已经完毕。他们特别担心的是,在汉口举行的武汉行营记者招待会上,国民党发言人竟然当众宣布“未来二十四小时之内,湖北将有惊人的奇迹发生”。但是,眼下他们在这个小镇上假装闲逛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共产党官兵有什么异常举动:中原军区司令部的牌匾依旧悬挂在大门上,大门内外人进人出,里面传来寻常的电报键敲击声。佩戴着臂章的巡逻队如同往常一样在街上巡视,操场上的操练口号依旧响亮。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接到了晚上在中原军区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的邀请。只是各部队的伙房里显得格外忙碌,炒米的香气四处弥漫。
鄂豫皖解放区的前身,是原新四军第五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河南军区部队先后到达鄂豫皖边区与第五师会合。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中央局和中原军区,任命郑位三为中原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原解放区逐步发展为跨越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处的广阔地区,人口一千五百万,正规军五万余人,民兵三十余万。
抗战结束后,中原解放区遭遇极大的生存困难,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国土的心脏地带,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交通的便捷使国民党军在日本投降后迅速到达这里,很快就对中原解放区形成了包围趋势。
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中坚持下去,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此时,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解放区方圆不足五十公里,却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部队和家属,还有四十万的百姓。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令这里的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王恩茂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困难,就是搞粮的次数太多……百姓感到粮食负担不知要负担到哪一天;负担的分量也重,百姓感到负担不了……我们说过再也不借了,现在又借,则失信誉。”国民党军不但控制了所有可能运输粮食的道路,而且在边缘地区故意抬高粮价,以吸引解放区内百姓的粮食外流。
中原解放区根本无法运输任何给养。此刻,在解放区的北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军,西北面是第六十六军,而在第四十七军和第六十六军的北面还有第四十一军,东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南面是第七十二军,西面是第七十五军。国民党军将这个狭窄的区域围困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仅环绕解放区的碉堡就修建了六千多座,致使李先念部的数万官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困守于一叶孤舟。
中原军区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
八千多名编余干部和战士被要求复员。——中央的指示是:“如果你处只能养活五千人,那就只留五千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同时,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干部被秘密向外转移。当时,由于黄河决口而流离长江沿岸的难民需要返乡,国民政府为这些难民专门开辟出一条北返的通道,很多共产党干部化装成难民通过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宣化店设有办事处,共产党人通过大量的工作,用救济署的名义和证件也转移出不少干部。中原军区还制造了大量惟妙惟肖的假证件,包括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证、国统区百姓的身份证,甚至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证,这些假证件居然有效地掩护了一些转移干部的身份。为了化装转移,中原军区组织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化装转移站,召集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同志传授化装技巧,并根据需要转移干部的年龄、口音、长相和气质,精心设计其化装后的身份与经历。仅这个化装站,就成功转移出四百多名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