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喜欢你们这样。明明不想笑，又装着要笑，多累。

徐行长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有些欣欣向荣，他明显地被激怒了。他的眼睛里有了火光，像是黑夜里闪烁的理想。黑夜给了徐行长黑色的眼睛，他要用来寻找尊严。

行长为什么没有尊严？

这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一世纪最应该反省的问题。

徐行长的眼睛引起了冯石的注意，他紧盯着他。冯石拿出烟，先是自己拿出一根，然后又像是想起什么，给徐行长递了一支，徐行长没有接那烟，只是有些急促地在西装里边的口袋里摸着。

冯石想，徐行长在掏什么呢？他口袋里是不是有枪。最起码也有可能是刀子。他现在与徐行长的关系是阶级矛盾吗？

冯石仔细地盯着他，稍稍侧过身，做好准备，说：你别紧张。慢慢拿。

徐行长眼光闪烁着，还在摸着，终于他拿出来了。竟是一把电动剃须刀。包装极其精美。徐行长脸上突然冒出了笑容，就好像在他的眼睛里一点也没有卷起过仇恨风暴，说：这刀不错，是我从德国带来的。

冯石接过来，放松了一些，说：哟，真不错，我还正没有刮胡刀呢。说着，他拆开了包装，拿出了灰色的剃须刀，按了开关，并不慌不忙地开始刮起了胡须。

徐行长说：德国人严谨，做得讲究。

冯石说：我也喜欢德国的东西，我的车都是德国车。

徐行长看着冯石，突然眼泪就出来了。与一般人丑陋的哭嚎不一样，徐行长是无声地流泪，这让一个男人的哭泣变得有了几分美感。

冯石看着他，一直不说话，就让他哭。他感到自己在这个银行行长面前，就像是一个残酷的神父一样，那么居高临下，充满了大人物对于小人物的怜悯。在那一刻，他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悲悯，那就是自己对于一个银行行长的态度。

徐行长低着头，像是一个受难的孩子，肩膀都伤心地抽动起来。他似乎在等待，冯石也许会来安慰自己一下，那样他会像饥饿的婴儿见到母亲时大口地吃起奶来。

冯石看着张开大口的徐行长，就忍不住地像法西斯一样地笑起来。他再次拿出烟来，开始深深地吸了一口，渐渐地，他的内心开始沉重起来了。他想起刚认识徐行长那个时候，他在徐行长面前完全是丧失尊严的。他总是晚上等在徐行长的家门口，期待着徐知先从外边花天酒地之后归来。那时的冯石只恨不得自己就是行长的独生子，儿子，或者孙子，应该是亲孙子。可是，他对于徐行长来说什么都不是。巴结行长的人太多，他们任何人都打算为徐行长献出自己宝贵而又年轻的生命。他总是那样站着，或者是在徐行长的办公楼门外，或者是在他家的楼梯间。记得有一次，在为行长请老家人吃饭买了单之后，行长对他说：快，说说那个笑话。冯石当立即当着整桌人的面，对他说：行长，只要你一句话。你让我当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你让我当白求恩我就去当医生，上抗日前线，您让我当老愚公我就每天挖山不止，移走太行山，王屋山。冯石清楚徐行长的趣味，因为他记得行长曾经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崇文区的学习毛选积极份子。他喜欢对别人说自己的思想有些左。

那天饭桌上的人都笑起来，徐行长更是快活得要去唱歌。

他们的友谊起自于徐行长的宝贝儿子。那次徐行长去了欧洲，他的儿子半夜病了。是徐行长的老婆给冯石打了电话。冯石连夜带着手下，把他儿子送进了医院，并一直守候。那天晚上冯石突然有些想念自己的儿子，他生下来之后，冯石就没有怎么管过。以后离了婚，就更是很难想起来。他总是这样安慰自己：你不配有家，你不配有儿子。那个医院的晚上，冯石想，人是有差别的。人怎么会是平等的呢？一个人他在欧洲玩，他的儿子却让我来伺候，一个人他在伺候别人的儿子，而他自己的儿子，却远在天边，没有人去管。想到这儿，他的内心有些疼痛，他觉得对不起儿子，并暗暗下决心，要用自己成功之后的一生来补尝可怜的儿子。这时，冯石突然发现了徐行长的妻子没有穿厚衣服，冻得有些发抖，他立即脱下了自己的西装，给她披在了肩上。他知道她是不缺少讨好的，但是他也知道任何寒冷的女人都不会拒绝一个男人为她披上的西装。即使她是一位行长夫人。女人毕竟是女人，她对冯石说：你也会冷的。冯石说：我年轻，身上的火大。任何付出都是有效的，徐行长的太太在行长回来之后，对他说：这人可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