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对异端之教不感兴趣，对父亲崇佛信道更是腹诽不已。借驱赶道士的契机，乾隆宣布，今后出家，必须由官方给予度牒，以此来控制僧尼数量的过度增长。

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统治期间内，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出齐了，什么嘉禾、瑞茧、蓍草、灵芝、麒麟、凤鸟、甘露、五星联珠，黄河清，卿云现，一样接一样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雍正说这是自己“敬诚所感，仁者所孚”，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治理有成。这自然是对篡位说的一种变相回应。（《清世宗实录》）

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说，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叠告”，也毫无用处。他还告诫臣工，应该以“实心实政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因此他在继位当年九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清高宗实录》）

雍正生时，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是“奏开垦”。雍正鼓励百姓开荒田地，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他们升官发财走了，但留下的却是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乾隆即位后马上诏谕各省督抚,“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政闾阊之优异。”对以前捏报的数字，要求一一“据实题请开除”。

乾隆即位不久，基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下令免于征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欠的赋税银。这是货真价实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面积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清高宗实录》）

四

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

“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在雍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也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后的手足相残，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确实过于残忍，处理方式确实过于骇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内被监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锢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远囚禁。其他宗室被杀被关被流放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不仅是雍正的耻辱，也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耻辱，甚至是整个大清王朝的耻辱。在亲亲为上，崇尚孝悌的宗法社会，无论雍正有多少苦衷，这些行为都是无法让人原谅的。十三年来，虽然无人敢对此提出指责，但乾隆非常清楚这一过分的举动反而使雍正的政敌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为了理顺政治高端的关系，赢得皇室内部和中上层王公对自己的支持，他必须改正父亲的这个错误。

在即位一个多月后，乾隆发出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谕旨：

允禩、允禟等孽由自作，得罪已死，但其子孙仍是天潢支派，若俱屏弃宗牒之外，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确议具奏。（《清高宗实录》）

意思是说，允、允等人，虽然孽由自作，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的子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爱新觉罗的血。如果继续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外，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之所以当初开除他们的宗籍，是出于办理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请，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为好，请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