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宁波贸易的尝试被阻止后，生性不那么驯服的英国人选择了派洪仁辉向中国皇帝控告他们的“委屈”，并直接提出多口通商要求这个走险之举。

在天津等了七天，直到7月28日晚六点，洪仁辉终于等来了一名官员。他告诉洪仁辉，乾隆皇帝已经读了他的状纸。并且要他返回广州，听候皇帝派的专员在广州审理此事。

英国人的目的似乎达到了。读了这道状纸，乾隆大为光火。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政治永远压倒经济，天朝上国的体面是第一位的。如今海关官员贪污腐败到逼得外国人沿海直抵京畿，闹嚷嚷来告御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

皇帝批示，涉外事件，必须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为了彻查此事，皇帝命福建将军新柱、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两广总督李侍尧向以“能员”、“干练”闻名。他的最大特点是能洞察皇帝旨意每一个字背后的意义。

此案事实清楚，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调查取证过程。广州海关的贪污事实很快被送达皇帝面前。据1759年新柱、李侍尧向皇帝汇报说，外商所述基本属实：“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

李侍尧很快就做出了判决：

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参与贪污勒索的粤海关役吏“杖流科罚”。免除部分陋规。但是由于大部分陋规实际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将这部分合法化。“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同意免除英国人自带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税。“番商食用所需，已征进口，所有出口税银，准予豁免”。

接下来的判决，就大出英国人的意外了：

一是驳回英国商人提出的多口自由通商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外贸制度的要求。

二是处理“汉奸”。在派遣新柱、李侍尧处理此案时，皇帝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天朝向来严格控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以防他们对中国内政有所了解。如今外国人直接闯到天津大沽来告御状，显然是有中国人在背后给出主意，至少也是顾问。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会对告御状这么门儿清？此事必须查清楚。

因此，李侍尧在调查广州海关的同时，倒付出了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到底哪些中国人在英国人告状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经过细致调查，两个人物被确认与此事件有关，一是执笔请愿书的四川人刘亚匾，一是与洪仁辉有密切交易关系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

皇帝命令，将替英国人写状子的刘亚匾砍头。汪圣仪依照“交结外夷罪”，被处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罚，以为其他敢于交通外国人的华人戒。

三是将敢于北上告御状的英国人洪仁辉抓起来，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七

出了这样的事，皇帝认为是对外国人管理不严所致，他命令两广总督重新研究制定对外国人的管理办法。李侍尧精心制定了《防范外夷五条》，立刻得到了批准。

这些规定有的是新订，有的是重申，具体内容如下：

按中国政府的规定，外商只能在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间这个贸易期内可以在中国广州停留进行贸易，其他时间必须回国，或者住于澳门，绝不许在广州过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