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广州贸易体制并公开关税，皇帝则说：“粤海关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总之，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被否定。

十二

这道谕旨，几乎是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是怀抱着相当兴趣的。汉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险，与欧洲遥通声息。唐代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相当繁荣，“自伊吾以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各色人种的商人聚集长安，一直是大唐开放气派的一个标志性证明。两宋海外贸易更为繁荣，数代皇帝对外贸都十分重视。北宋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因而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岁获厚利”。南宋偏居东南一隅，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错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南宋外贸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分量。大元王朝的开放直接导致了《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马可?波罗记载当时刺桐港（泉州）繁荣的盛况：“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这里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量却不到百分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虽然贸易关税和运费加在一起占到了货物价值的一半以上，但剩余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润。”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十六世纪起，西方国家以葡萄牙为先锋跨越重重大洋终于来到久已神往的东方海面。它们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岛屿建立贸易据点，展开激烈的贸易霸权争夺。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而恰恰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转向闭关锁国。

当西方人出现在东方海面之际，中国恰逢改朝换代。在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来，海外贸易除了进口些用不着的奢侈品，以及带来危险的海外势力外，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他下诏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不仅海外贸易，连近海内贸都在禁止之列。虽然明成祖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但是其目的仅仅是招徕朝贡国以及寻找建文帝。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赔本买卖很快停止了。明朝中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允许小规模海外贸易，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间，明世宗规定：“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明初郑和宝船有九桅之多，船的吨位也大至一千五百吨左右，而双桅船的载重量则只能在五百石以下。这一禁令影响持续了三百余年，直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海船仍限制在两桅。

清朝建立后，由于台湾郑氏势力的存在，一度宣布禁海。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朝收复台湾，同年十月，开放海禁。这是中国赶上世界的最后一个机会。从内外条件来讲，中国都处于有利地位。从内在条件看，康乾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绸缎、生丝、瓷器、茶叶等独步世界的商品不仅销往南洋、日本、中亚等传统国家地区，而且远销俄国和欧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五个百分点，大约相当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三分之一，比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还要高。贡德·弗兰克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白银资本》）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对东洋还是南洋，都是大量出超，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