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动荡不安和洪承畴初露头角（2）
　　
　　一般的官宦地主，也拼命兼并土地。《豫变纪略》中记载：“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河南大地主曹、褚、苗、范四家收入，足供明朝九边支用十年的军饷。江南地区“豪家田至七万顷”，农民的土地通过各种方式被贵戚、缙绅之家夺去。结果，“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这种情况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也多是如此。
　　
　　广大农民不仅失去土地，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徭役。明朝后期，东北的少数民族女真崛起，中原一带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军费开支日益增加，加之统治者的肆意挥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最后竟然“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政府就不断加派赋税。嘉靖三十年(1551)，朝廷对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州县，增赋一百二十万，称为“加派”。此风一开，“加派”接连而来，数目越来越大。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因辽东对女真战事吃紧，每亩田增加征银九厘，共加收赋税五百二十万两。两年以后，江西巡按张铨说：
　　
　　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譬之一身，辽饷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驱之使乱。
　　
　　张铨这段话是为了进谏朝廷而言，但朝廷根本无力改变这种局面。由于财政经济的恶化，这种加派有增无减，而且搜刮名目日益增多。到天启年间（1621—1627），明熹宗更发出上谕，搜括各地的积储。上谕中说：
　　
　　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钜，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
　　
　　因此，他令各省、府、州、县将藏银一律解送京师。本来各地备不时之需的一点积储，也都被搜刮到中央，更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全面崩溃。到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1644)，这种加派已成为掠夺民间财富的一种手段。崇祯三年(1630)，每亩地再加税三厘，加上万历年间（1573—1620）加征的九厘，每亩地一共加征的银两，达到一分二厘，统称为辽饷，总计一百四十万两。崇祯十年(1637)，随着农民起义的增多，崇祯帝根据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每亩地加征粮六合，折成银子，共增加赋税二百八十万余两，称剿饷。两年以后，又以军费不足，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合计共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而国家正常岁入不过一千四百六十多万两。
　　
　　明朝后期的加派，其实不只三饷。皇帝赐予亲王的庄田，数量很大，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闲田”，除了从老百姓那儿夺去一些田地外，相当多的一部分是靠加派得来的赋税银去顶替。像福王府的庄田，派给河南息县的有一千一百五十七顷地，息县拿不出这么多田，就用加派税银的办法，付给福王银两。官吏利用这些名目，大肆加派，从中贪污攫取百姓脂膏。正像崇祯初年的兵部尚书梁廷栋指出的：
　　
　　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擢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抚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