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抚派的失败（2）
　　
　　最初，陕西地方官不愿正视农民起义的事实。在西安的陕西巡抚胡廷宴，一听到州县来报告农民为盗抢劫，就将来报告的人痛斥一顿，说这些农民本是饥民，明春有吃的自会平息的。后来朝廷下令“查覈匿盗”，各层官吏互相推诿，不愿负责任。据史书记载：
　　
　　先是二月，兵部以陕西巡抚胡廷宴题全陕大饥，军民盗劫。奉旨查覈匿盗，巡按御史吴焕言秦寇惨掠，古所罕有。陕抚胡廷宴，狃于积弛，束手无措，则举而委之边兵。至延绥巡抚岳和声，讳言边兵为盗，又委之内地。总之，两抚欺世酿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泾阳、三原、富平、耀、郇、三水、淳化、蒲城、白水、韩城、朝邑等处，皆被盗矣。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
　　
　　这段材料说明，明朝地方官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认识不足，更束手无策，只能互推责任。史书指责由于这些地方官互相推诿，以致酿成大祸。其实并不尽然，当时对待农民起义的办法，无非剿抚两手。从当时农民起义形势来看，无论剿或抚，都无法平息农民起义的接踵而起。
　　
　　崇祯二年(1629)，明朝任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杨鹤，总督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的农民起义。杨鹤一开始见起义农民四处皆是，压不胜压，此伏彼起，官军进剿，收效甚微。同时，他听陕西地方当局报告，农民皆因饥荒而起。他从官方形势来考虑，知道那时明军战斗力极差，剿灭起义军也非易事，而且要调动大量军队，耗费许多军费。他又从农民起义者一方来看，农民起义于各州各县，甚至各乡各村都有，各股武装分散活动，并没有统一的严格组织；他们聚义造反，初起时也没有什么明确目标。官方若用招抚政策，农民对立情绪缓和，比较容易解决问题。所以，主抚也有一定道理。衡量利弊，他决定采取以招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得到相当一部分朝臣和地方官的支持。崇祯帝也一度认可。当然，也有一部分朝臣和地方官不同意这种政策。
　　
　　那时候，陕西由于连年饥荒，农民军起义之后，很难在当地解决粮食问题，像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部在起义之后，就纷纷进入山西。留在陕西势力最大的是神一魁，一度拥众达六七万人，包围了庆阳府城。杨鹤派人对他们招抚，神一魁大约也看到前途艰辛，就答应接受招抚。神一魁被授予守备职务，部众被遣散回乡。为配合招抚，明廷拨十万银两到陕西放赈。不少著名的农民军头目，如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独行狼、王老虎等都先后就抚。一时陕西形成抚局。然而，明朝的措施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被遣散的起义军战士，实际上得不到多少安家费，生活仍然无着，照样分散剽掠。地主、富户依然受到威胁，为此，他们大多并不赞成“招抚”。加之陕西全省饥荒，起义农民到处都是，发放的赈济款却很有限。不能解决广大农民的生计，农民照旧还得造反。所以，当时许多地区都出现“旋抚旋叛”的局面。大部分地区农民军都是官兵来了，就接受招抚；官兵一走，照样抢掠。农民起义的头目抚而复叛，加之主剿派的杀降，农民军甘心受抚的越来越少。事实证明，杨鹤的“招抚”并不成功。
　　
　　崇祯四年(1631)，朱由检看到杨鹤主抚并无实效，遂一改以前的态度，转为主剿，下令革了杨鹤的职，诏令中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著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
　　
　　杨鹤的被革职，标志着主抚派的破产。而这时候，另一种主张，即洪承畴的主剿已经在部分地区同时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