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

顺治帝于初八日，赐多尔衮大将军敕印时，敕书中也说道：“特命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当然，那时清朝统治者尚不知道农民军已攻入北京，崇祯帝已经吊死煤山，这从范文程的进言里，也可以看出。他只估计明朝“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并不知道明朝已亡，河北已属农民军。

清军南下的队伍庞大，行动缓慢，三四天里，仅走了一两百里路。行动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对当时形势了解的还不太具体。十三日，清军来到辽河畔。多尔衮决定向洪承畴咨询军事。洪承畴分析当前形势并献策道：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将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况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功成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

从洪承畴对形势的分析和献策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时的清朝统治者，已经知道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北京城的事实了。洪承畴不再像范文程那样估计明朝的不可救药和河北将属于他人，而是明确地说“流寇”“今得京城”了。正是由于多尔衮得知农民军占领北京的消息，才进军缓慢，缺乏对策。于是，他想到了曾同农民军多年争战的对手洪承畴，认为洪承畴定会帮助谋划。洪承畴不负所望，果然帮他分析了形势并提出了可行的对策。洪承畴的这番进言，主要有三点：一、继范文程之后，提出清军入中原，要安抚百姓，严明军纪，以争得人心。在安抚的同时，对反抗者又要严厉镇压。当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对抗拒的府、州、县，“城下之日，官吏诛”，而“百姓仍予安全”。这当然还是为争取民心，但客观上对人民是有益的。二、对农民军受到清军攻击后的去向，作出了较为符合实际的估计，同时提出具体的镇压农民军的方案。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洪承畴的估计基本上同农民军的情况相符，农民军在山海关战败以后，果然焚宫殿、府库而西行。按照这个估计，洪承畴建议清军应加速进军，以尽快包围京师，剿灭农民军。三、提醒清朝最高统治者，不要轻视农民军。同农民军多年交战的洪承畴，是知道农民军的厉害的。他认为农民军要比明军强得多，因此不可大意。在当时来说，洪承畴的进言对多尔衮是很有用的。后来的情况进展，也更证实了洪承畴这番进言对清军入关所起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