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全庄的家丁已来过几拨了，杀气腾腾，索要金稻儿。南枣花恨恨地砸碎了茶碗，包博望连呼：“冤孽！”而包善人在南京立法院开会，正在火速赶回武昌的船上。好在包忠良并没有死，已经送到武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去。他妹妹包英良自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回来，就在这家医院作外科大夫，兼院长助理。
　　
　　包忠良的伤势，已通过家丁的嘴泄漏了出来。庵里一个刚从南京来挂单的年轻尼姑红着脸，正色安慰稻儿：“不是太可怕的，他只是被撞破了卵。”然而，更多的人晓得，包善人家至少四代单传，破了卵，就是断子绝孙的事。
　　
　　稻儿已经无法在铁相庵安身了。主持老尼让稻儿拿了她的亲笔信，连夜去投镇江寺。稻儿跪下来，给老尼磕了三个响头，洒泪而去。庵里一片低低抽泣，唯独老尼神色不变。她说：
　　
　　“好一个和尚，就这么去了。”
　　
　　镇江寺建在距镇江镇半里外的一座孤山上，山头立着颤巍巍白塔，上下十七层，盖满蓬草和鸟粪，江风浩荡，铜铃哑声哑气，是隋炀帝大业十四年的旧物，已有一千三百一十九年，差不多算半个废物了。七年前，除了有个无锡来的挂单和尚在塔里住过小半年，一直是荒着。老方丈安置稻儿住在塔顶上，装聋作哑，隐姓埋名，每日只以洒扫白塔为功课，就连吃的、喝的，都是寺里的火工送入塔底，打个照面，相互也不闻不问。没人晓得稻儿的来历，有人猜他是老方丈的私生子。
　　
　　这是1937年春天的事情，距日本军队攻陷武汉还有一年半。
　　
　　三四
　　
　　稻儿在塔中一住就是数年。人间数年，塔中一日，对他来说，日日都是一样的。要说有不同，就是渐渐感到床小了，起居空间狭窄了，猛一直起身子时，可能碰得头生痛。除此之外，他觉得一切都挺好。每一天，他都把每层楼洒扫得一尘不染，在佛、菩萨的像前，放上一碗清亮的水。塔下几步外，有一口古井，他天亮光着脚板去洗漱，再提一桶水回来。这段距离，是他出了塔，走得最远的路。他的饭量大了，力气大了，上十七层塔，不喘气、不心慌。每层塔都搁着些经书，枕下的谷草里，还藏着一部《红楼梦》、一部《玉梨魂》、一部《广陵潮》，大概是那个挂单和尚留下的。他每天翻几页，几年里，翻了不晓得多少遍，都记在心里了，即便他死了，那些字都印在脑子里。即便把他烧成灰，那些字成了灰也和他的灰，是搅在一起的。然而，他的学习和参悟是没人可以交流的，就像林黛玉流泪了，并没有贾宝玉陪她哭。他每天对着滔滔江水，合十诵出的，只有不变的四个字：
　　
　　阿弥陀佛！
　　
　　他伸手出去，擦亮了檐角下的铜铃，拔掉了杂乱的蓬草。麻雀不怕他，又衔来了枯草，在他的协助下，重新筑了新巢。麻雀的叫声并不好听，叽叽喳喳的。他很耐心地，用几个月，甚至可能是一年两年的时间，学会了鸟语，用叽叽喳喳的声音和麻雀交谈。麻雀的语言比人要简单多了，只表达喜悦和悲伤。他喜欢久久地看着麻雀的眼睛，麻雀眼睛总是湿润和警觉的，没有一点的敌意。
　　
　　过了端午节，江上风清，阳光正好，稻儿靠在窗口吃粽子、望江景，一颗子弹呼啸着射上来，“啪”地打在十四层的檐角上！石屑暴溅，铜铃摔落了下去。塔里的麻雀受了惊吓，翅膀齐刷刷“轰”地一响，都冲出了塔去，密密麻麻遮蔽了天空，接着又是几声枪响，麻雀飞远了，只留下些羽毛在空中静静地漂浮。稻儿伸个头出去，看见塔下的草地上，站着些日本兵，还有一个穿白衬衫的翻译官，正在叽哩咕噜地笑谈着。那个翻译官，让稻儿出了身冷汗，正是包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