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病人出来时，陈晓兰他们先用目光跟踪，然后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跟过去。离医院远了，门口的保安看不见了，他们再紧赶几步，跟病人搭话。陈晓兰怀抱着小尼克，行动迟缓，总是落在后边。刘丹和柴会群想把孩子接过去，小尼克认生，拒绝别人抱。

刘丹，二十六七岁，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一笑两酒窝，说起话来爽爽快快，按理说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可是，民营医院经常把这样的女孩子派到竞争对手的门口去拉病人，所以刘丹很容易被病人视为医托。

柴会群，三十来岁，身材高大，眉毛深重，有着一双忧郁的眼睛，背着个大皮包，一肩高一肩低的，有点儿像推销员，他跑过去跟病人一搭话，病人不仅没站下来，反而紧走几步，生怕被他粘上。总算有一位病人站住了，一听说柴会群说自己是记者不禁笑了：

“知道知道，医院早就跟我说了，这门口经常有人冒充记者。”

柴会群急忙掏出记者证，病人却摆摆手说：

“不看了，不看了，现在什么没有假的？连身份证、警官证和博士学位证都有假的。”

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再说什么也就没用了。柴会群只好尴尬地转回来，对陈晓兰和刘丹摊一下手，自嘲地说：“不要他了，一会儿，我再抓一个。”

看他那个神态好像病人遍地，随手拈来似的。

陈晓兰他们三人，不四人，在那里苦守一个小时，毫无收获。

陈晓兰对此特别理解。文革时，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市场经济下的商业欺诈，假鞋、假酒、假药和假医疗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折腾得所剩无几。别说那些病人，就是有陌生人主动搭话，她也会赶快溜的。前些日子，她去北京向国家药监局反映情况，要回上海时没买到硬卧车票，只好到火车站去碰运气，看能否等到退票。陈晓兰在车站广场听广播说某某号窗口在卖去往上海的软卧车票，急忙跑去排队。这时，一位老头儿发现她要买去上海的车票就紧跟在后，想把一张软卧车票退给她。她怕是假票，不敢买。

“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会骗你呢？”老头儿说。

“骗子还分年纪大小？有的骗子比你年纪还大呢！”陈晓兰笑着说。

说完，她见老头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有点儿后悔，动了恻隐之心，想把他的票买下。

“你就买他那张票吧，他那么大年纪是不会骗你的。”旁边的人劝道。

听旁边人这么一说，她又不敢买了。

“没准你们几个是一伙的。”陈晓兰说。

“我是看你面善、可靠，才把票退给你。你怕我也怕，这张票499元钱，如有一张假钞我就亏了。”老头儿说。

陈晓兰看他说得实在，于是掏钱买下了他的车票。没想到，老头儿接过钱后，冲着太阳一张张地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揣兜，咧嘴笑了。

“你一再说信任我，难道就这么信任我？”陈晓兰不快地问道。

老头摆摆手，尴尬地笑笑。这回陈晓兰不安了，这票万一是假的，不仅500元钱就打了水漂，而且还耽误了行程，不禁感到后悔。她忐忑不安地进站，上车。找到铺位坐下，她还不敢肯定这铺位一定就是自己的，说不准哪位旅客持票找过来。当列车驶出北京站，她才长舒一口气，看来那老头没骗自己。信任危机把人搞到了这种地步。

调查无进展，陈晓兰很着急，想进医院碰碰运气。她把孩子交给了刘丹，戴着口罩走过去，问大门口的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