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莲依稀记得，1980年春天的一天，她带着大寨的社员在田里挖排水沟。从山坡上开来一辆吉普车，让郭凤莲到县里参加会。她什么也没有说，就放下农具上了车。郭凤莲虽觉得有点迷惑，但她作为一个农民还得干活，大寨还有很多事等着她做。她没想到有太大的问题。到了县里以后，县委组织部长和书记说，郭凤莲同志，现在向你宣布调令，撤销你大寨党支部书记一职，新的任命是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但没说让她干什么。郭凤莲当时一听就傻了，他们不让她回去，在县里听候安排。当时她爱人在县武装部，也没有房子，她在爱人的办公室拉了个帘子，两个孩子住外面，她和爱人住里面。
　　
　　第二天县里安排她回大寨，回去时已经把她所有文件档案材料全部拿走了。当时省里专门给了一个保险柜，里面存有郭沫若给她的信，叶剑英的诗，邓颖超给她的书信，还有有国家领导人给大寨写诗书字画。但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到今天也没找出来。郭凤莲曾多次向上反映，也无结果。当时郭凤莲最不理解的是，大寨是大家的大寨，是全国人民的大寨，大寨也不是她一个人干的，是陈永贵和老一辈乡亲们一起干的，为什么所有压力都要让她一个人承受，为什么所有责难都落在她的头上？
　　
　　当时郭凤莲三十五六岁。处理她的问题时，她一直闲在那儿。这时候中央出了81号文件，明确指出，“农业学大寨”过程中出现一些“左”的做法。山西的责任由山西省委来承担，昔阳县的责任由陈永贵来承担。郭凤莲认为，不管哪一个承担，其实没有什么根本上的意义。郭凤莲说，在当时学大寨过程中，有些做法没有把握好，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但这不是大寨的问题，不是我郭凤莲的责任，郭凤莲有什么权利让全国人民学啊。郭凤莲的确感到委屈。
　　
　　上面先处理郭凤莲，后处理陈永贵。处理陈永贵是1981年，1981年中央任命陈永贵为北京东郊农场的农业顾问。从一个副总理到一个农场顾问这是多大的落差啊！这样陈永贵也回不了大寨了。
　　
　　郭凤莲可以回大寨。县里成立了大寨工作组，要查大寨五十年代的账，六十年代的账。郭凤莲说，我越来越搞不清楚。她对工作组说，你们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你们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我不回去。后来她说，我还是不放心。毕竟她最熟悉大寨。郭凤莲那时候刚刚学会骑自行车，晃晃悠悠地骑着一辆二八车，脑子里一片木然，骑向大寨。昔阳县城离大寨有四公里多，昏然中她把自行车骑到了路中间，突然开过来一个拉煤的车，把她撞飞了。司机下来，就骂她是疯子。哪有在路中间骑车的？腿脚受伤的郭凤莲忍着疼痛和泪水走回了大寨。以后她再也没骑过自行车。
　　
　　账查完后，郭凤莲被安排在一家工厂做钉子，一做就是两年。她觉得日子根本没法过。那时候她儿子九岁，有一天儿子回到昔阳县里。抱回一堆照片，郭凤莲问他从哪儿拣的？儿子说，都扔在路边垃圾堆里，我看里面有你和我爷爷的照片（她儿子叫陈永贵爷爷）就拣回来了。儿子说，我不知道你跟爷爷，还有我姨（宋丽英）犯了什么罪。郭凤莲跟儿子说，我们什么罪都没犯，你不要管这些东西。郭凤莲流泪了，她知道这事给儿子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压抑的气氛里。儿子抱回来那些照片都成了历史照片了，当时差点毁了，现在都留在自己家里。
　　
　　我知道郭凤莲很能喝酒，就问，为什么要喝酒？郭凤莲说，你不知道，我根本不能喝酒。六七十年代总理他们来，总理爱喝酒我都不喝。郭凤莲记得，最早一次喝酒是把她放到榆次县的一个厂子里，离昔阳县七八十里地。厂院有一华里长，很空。郭凤莲回不了家，逢年过节除了她还有两个人，一个做饭的老头，还有一个类似五保户的老人。郭凤莲常年在那儿，她住在最边上的房间，晚上连打水都不敢去。这个厂子的书记不错，逢年过节把她拉去到自己家里吃饭，也给她送一点酒。郭凤莲说我一喝酒就哭，情绪特别压抑，喝一杯酒就醉，喝的全是苦酒啊。作为一个女人，郭凤莲承受不住这些压力，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苦难都压在她的身上。喝酒解不了愁，喝酒使她更加烦恼。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