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杜鲁门这样决定了。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他太需要这次会见了。杜鲁门后来回忆道：“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主要原因很简单，我们始终没有过任何个人的接触，而我认为他应该认识他的统帅，而我也应该认识在远东战区的高级指挥官……从北平传来的中国共产党扬言要在朝鲜进行干涉的报告，是我要和麦克阿瑟将军会面的另一个原因。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经过一段短时间的考虑，我放弃了在华盛顿会晤的念头。我理解到麦克阿瑟一定会认为，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他不应该远离他的部队，他一定会为远涉重洋仅仅是为几个钟头的谈话而感到踌躇。因此我提议我们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会见，结果认为在威克岛最为合适。”杜鲁门接下来的话对麦克阿瑟后来命运的影响甚是关键：“从六月以来的多次事件可以看出，麦克阿瑟在他出国的多年中，他和国家、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联系。”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许多问题上的不愉快甚至是矛盾让杜鲁门十分恼火。然而，最让杜鲁门难堪的还不是麦克阿瑟与他的钩心斗角，而是绝对敏感的台湾问题。联合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作出的“台湾问题中立化”决议和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武装封锁海峡，借口是防止共产党利用朝鲜战争的时机在亚洲进行扩张行动，但却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根连接着炸药的导火索。随着朝鲜战争的推进和局势的突变，台湾问题必定成为中美冲突的内在焦点。麦克阿瑟擅自访问台湾，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会谈”，并达成“协议”：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台湾军队，“共同防守台湾”。此后，蒋介石的讲话令杜鲁门忐忑不安：“吾人与麦帅举行历次会议中，对于各项问题，已获得一致之意见。其间，关于共同保卫台湾与中美军事合作之基础，已告奠定。”麦克阿瑟访问台湾之后，美军第十三航空队连同一批Ｆ－２○战机进入台湾。拿麦克阿瑟的话来讲，用武力控制台湾是他的“责任与坚决的义务”。身为政治家的杜鲁门懂得，在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这无异于向中国发出出兵参战的邀请信。为此，杜鲁门向麦克阿瑟提出严重警告：“只有作为统帅的总统，才有权命令或批准采取预防措施抗御大陆的军事集结行动。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要求我们不要做出任何导致全面战争爆发的行动，或是给别人发动全面战争以口实。”就在杜鲁门的警告发出后不久，麦克阿瑟寄给“芝加哥第五十一届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会”一封信，信中说：“台湾落在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手中，就好比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实施进攻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支援舰……”杜鲁门见报后立即命令麦克阿瑟撤回这封措辞露骨的信。他说：“麦克阿瑟在热衷于一个更冒风险的政策。”

应该说，在对待共产党国家和台湾的问题上，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没有根本的原则冲突。问题在于，麦克阿瑟如此无视美国总统的权威，这简直是在向美国的政体进行挑战。况且，一旦中国军队参战，美国面临的肯定是一个无法自拔的泥坑——对于战争扩大后果的估计，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存在着巨大差异。

杜鲁门怀着复杂的心情开始了他越洋跨海的长途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