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采访归来，我和韦铭一起挑选照片，当那个愤怒的女孩赫然占满显示器，韦铭一哆嗦，像被雷劈到。
　　
　　我很得意地说：“惊艳了？”
　　
　　“是惊吓。”韦铭纠正道，接着满腹牢骚，“你就为了拍这个？现场那么紧张，你能不能先抓完重点，再满足你的另类喜好？”
　　
　　他又开始诲人不倦了，我赶紧打断他：“这种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怎么才能报道出新意？就得玩另类。选这张，包你全球独家。”
　　
　　韦铭将信将疑地看看我，然后眯起眼捉摸着这照片，玩味地说：“这么说来确实有点意思。可是不能让她无缘无故地给读者朋友竖中指啊，要配文字把事情交代清楚。你采访她了吗？”
　　
　　采访？我眼前浮现出她滔滔不绝飚脏话的样子，勉强回答道：“呃……她倒是给我说了不少……”
　　
　　韦铭说：“好，你写下来给我。这个姑娘还是有新闻点的，老年人纪念十月革命，是为他们光荣且痛楚的回忆。可是这些年轻人搞游行是为什么？他们又为什么愤怒？通过这些年轻人，我们可以反映些新问题。”
　　
　　我回绝道：“不想写。”
　　
　　韦铭不解：“为什么？”
　　
　　那姑娘说的是一堆逻辑混乱的毁灭性短语，要我怎么写？但除此之外，我有更重要的原因。我说：“为什么要配文字？照片是世界的本身，具备多面性，一加文字解释，就变得片面了，只凸现出写字人偏听偏信的世界。照片比文字真实多了，新闻不就是要真相吗？”
　　
　　我收拾起散漫，端出专业态度与他对话，韦铭有些吃惊，但他显然喜欢并擅长这种对话方式，认真地回答我说：“新闻的确是要记录真相，但媒体总是有价值取向的。一张照片，读者看了会有所感触，会情感泛滥，但是这些情绪原本就藏在读者心里，只是被你唤醒了而已，你并没有向他传递任何价值观……”
　　
　　我说：“不需要价值观，我们是记者，又不是传教士。现在的新闻产品，我拍片、你写稿、他编辑……每一篇稿件都是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要怎么传递？干净利落地告知事实就好了，读者又不傻，他们自己会做判断的。”
　　
　　“你说的是一种生产新闻产品的方式，但那适合财大气粗的通讯社，不适合我们。我们两个实习小记者，情报有限，设备简陋，要做纯资讯，咱俩会死得很惨。人家可以开着飞机玩航拍，照片搞得气势磅礴，我们呢？不做出特色，我们只能被海量信息淹没。”韦铭流露出一丝力不从心的无奈。
　　
　　“什么特色？”我问。
　　
　　“注入人文情怀。 ”韦铭用了一个很高级的学院派词汇。
　　
　　我无语，本以为自己说话已经够晦涩了，谁知他更涩。我只能掰碎了问：“怎么注？”
　　
　　韦铭解释说：“比如一张‘9·11’的照片，美国人看到罪恶，想要和平；塔利班看到胜利，想要再接再厉搞恐怖主义。显然第二种情绪不是媒体应该传递的，必须要配上文字谴责恐怖主义，唤醒善良，感化邪恶。”
　　
　　说到“唤醒善良，感化邪恶”时，他表情神圣，我仿佛看到他身后出现了万丈佛光。我投降了，明明师兄弟一场，他为何总是热衷于客串师父的角色呢？动不动就念紧箍咒“感化”我。
　　
　　“我为什么觉得中指姑娘可以用？”韦铭接着说，不等我回答，他自己就解释起来，“因为我们太弱小了，写十月革命纪念日，却不敢奢望采访俄共领导人，写不出宏观庞大的稿子，还好我也不稀罕写那种稿子。我只想坚持人文特色，讲一个故事，刻画一个人物。可是在千篇一律的十月革命报道中，谁能记住谁的？我们只要有一个眼神被读者记住，就够了。她就有这种眼神……”韦铭情意浓浓地看着中指姑娘，我想圣僧被女妖精迷了心智，正准备唤醒他，他突然又换上严肃的面孔，冷冰冰地说：“你的中指姑娘想要表达什么，想好了吗？快去写，解释是必要的。”
　　
　　说完跑步冲回自己宿舍赶稿去了，我目送他的背影，心想：“这个新闻疯子，已经走火入魔了。”而他一直用他的心理疾病侵犯我，被同化成疯子，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独自留在房间，与“中指姑娘”无奈对望。小姑娘，你到底有什么故事？你为什么要竖中指？我要写什么？传递什么价值观？我走到窗边，看着满天狂乱的雪花，臆想一个愤怒女孩的内心世界。
　　
　　我真的不想表达什么，我只想开一个玩笑挑衅公众。我们供稿的是一本面向一小撮男性精英人群的时政杂志，我想知道当他们翻开杂志，赫然看到一个小姑娘朝他树立中指，那些心怀天下的时代精英们会是什么表情？我就想激发他们原始的情绪，而不是用文字将他们引导向同一种情绪。
　　
　　没有文字，这张照片即便有撼人的眼神，终究还是被韦铭舍弃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学校的新闻图片展上，“中指姑娘”大获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