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注册企业！”

“你想注册成国有性质的企业还是集体性质的企业？”

“我想办自己的企业！”

“你走错门了！”

这一段对话发生在1988年12月6日的北京海淀区工商局企业登记处门口，对话人正是24岁的王文京与登记处的办事员。

办事员的话并没有让王文京有多难过，他迅速转身来到旁边的个体科。

大约2个小时后，他拿到了一本个体工商户的执照。

从“国家公务员”到“个体户”，这个执照一下子就确定了王文京的新身份。

按照当时的客观环境，王文京深知，如果要注册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别无选择。同时期创业的很多人为了省事或者不愿意接受“个体户”的身份，纷纷挂靠到当时的一些国营和集体企业名下。

然而，王文京并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去做。他选择的方式是不挂靠。

王文京后来回忆，那个时候搞企业的人，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人一般都是选择国家单位去挂靠。当别人纷纷把自己的公司挂靠在国字号企业的旗下时，王文京却把用友注册成了一个当时显得最低端的个体工商户。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产权意识的苏醒，意味着从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了资本人格上的独立。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花费了不少笔墨讲述王文京的创业故事，在笔墨背后体现出来的用意是，与伴随改革开放诞生出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相比，经过了十年商业启蒙教育后出现的第二代企业家，已经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开始了自觉的思考股权分配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不再仅仅是对于温饱的现状之改变，而是有了对资产的主动追求。

王文京的“我们不挂靠”行为可以说是其中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也正因为一开始就明晰的产权为用友未来的发展打下了透明而坚实的基础。

“我们（19）88年的时候正式公司注册在海淀区，我们叫服务社，不能叫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那个时候工商部门经常召集我们这些个体工商户开会，我们一大屋子人，什么行业都有，除了卖服装的、卖电子表、电器的，就是修鞋的、修自行车的，但是我们在一块开会我感觉特别好。”

在当时的中关村，既有联想那样“戴红帽子”的，也有四通那样的集体企业，这样的公司形态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共享到国有或者集体单位的资源，顺利度过创办初期时的艰难。在王文京眼中产权最明晰的个体户无法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当时还属于“异类”。

然而“个体户”王文京偏偏就被一家国营单位相中了。当年还是财政部会计司的科级干部许建钢还做了月老把想双方撮合到一起。

用友软件副总裁许建钢回忆，大概在(用友)公司成立了一两年以后，这时候用友已经显示出比较好的发展前景，有些机构就看到这个，就托我跟王总讲（王文京），能不能在他这上面挂靠，他（王文京）回答我不挂靠了，但是表示对人家感谢。

是什么让王文京铁了心要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关系背景的纯粹个体户呢？

王文京自己的解释是，“这可能跟我们自己学财经有关系。因为你挂靠国营，最后你是一个国营的当时叫全民所有制企业，如果是民办集体呢，这个财产是属于集体所有，只有个体工商户在法律上，它的产权关系是最明确的，是谁的，多少，因为一个企业的产权关系是整个企业制度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还是选这样一个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王文京和他的用友成为“异类”真是一个勇气造就的奇迹。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也经历了很多企业的陨落与衰亡。一系列企业经营的失败案例提醒着我们：如果无法找到一个完善的企业产权制度的路径，还会有更多的悲剧上演。

用友产权制度的“独特”选择，从一开始就注定这是一家与众不同的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