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燕京大学毕业后，王世襄一心扑在《中国画论研究》的编撰上。初稿完成一抬头，却发现头顶上飘扬着刺目的太阳旗，华北之大，竟不能安放一张书桌。

王世襄想继续完善自己的书稿，但北平却已经成为沦陷区，他可以查阅资料的故宫博物院，为避战祸早已南迁。偌大个北平城，霎时笼罩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下。

王世襄在父亲的支持下，决定南下重庆。西南地区，属于抗战后方，北平沦陷之前，故宫内的文物都已经南迁至重庆。他的心里依然惦念着亲眼看看那些画作，以完善自己的书稿。

1943 年11 月，时年二十九岁的王世襄从北平出发，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家。穿过皖北界首的日军封锁线，绕道河南、陕西，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辗转到达了四川成都。在成都稍事休息之际，王世襄去拜访了当时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的校长梅贻琦。

对于王世襄这个京城顽主，梅贻琦也是早有耳闻，而他更感兴趣的，则是“浪子回头”的经典转变。时局动荡，专心求学之人也是屈指可数，特别是在艺术领域，而王世襄却在大家忙于躲避战乱之时，跋山涉水追寻自己的梦想。梅贻琦知道王世襄是个人才，于是他盛情邀请王世襄留在成都分校做中国文学助教，希望能够借此加强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的实力。在乱世里做个大学讲师，躲进校园里面享清净，这个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差事，王世襄却婉言拒绝了。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理想去实现。在辞别梅贻琦之后，王世襄到达了既定的目的地重庆。他首先去看了马衡先生。马衡，号叔平，自20 世纪30 年代起直到1952 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和马衡曾是南洋公学的中学同学，交谊较深。当时父亲让王世襄远赴重庆，也正是考虑到这里有马衡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看儿子。

当时南迁的故宫博物院办公地点在重庆南岸海棠溪。王世襄兴冲冲地投奔马衡先生，一心想着能够在故宫博物院谋到个职位，既能够解决生计问题，又能够见到那些他渴望的文物，继续自己的美术史研究，他觉得自己的新生活马上就要展开新的篇章。

马衡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王世襄真诚地向马衡先生表示了自己对于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热爱。“我愿意终身为文物事业工作！”年轻的王世襄对马衡先生信誓旦旦。对于王世襄的这番慷慨陈词，马衡先生很是高兴。他心里明白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年轻人，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乱世。但他心里也有顾虑，王世襄还很年轻，虽然出身世家，但毕竟是刚出学校的学生，

毫无工作经验，要真正让他担当大任，似乎还应历练。经过一番思考，马衡委任王世襄秘书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