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自拿到《髹饰录》这本书后，便开始了艰辛的写作历程。说艰辛，一点也不为过。书中名词术语非常多，求解其义需要从索引入手，即把书中出现的专业术语一一摘录出来，借知其出现的次数，对每一次的出现，先联系其上下文体会其意，再结合其他各次的出现作综合的探索研究。而且，《髹饰录》中的漆器名称，往往与一般文献的和流行于古玩业之口的不同。想知道该书所讲的究竟是哪一种漆器，只有一方面记住书中对各种漆器花色形态、制作方法的描述，另一方面随时与见到的漆器对照印证，用“对号入座”的方法来逐步求得解决。

为了能够准确地注解《髹饰录》，王世襄在20 世纪50 年代初遍访北京匠师，与当年的少年玩家一样，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他与这一行业内的精通人士进行深入的交流。在北京城，他拜技艺最精、所知最广、乐于教人的多宝臣①为师。当时多宝臣先生已经年逾古稀，王世襄谦虚地向他施以弟子礼，经常去他家请求讲述各种做法并操作示范，王世襄一边在旁打下手，一边随时作记录。多宝臣师傅擅长彩绘、描金、雕填、堆漆等各种技法，王世襄跟随他学习到很多漆艺方面的知识。

初到故宫博物院时，王世襄在开展编目、陈列、开辟库房等基础工作的间隙还可以抽空近距离观摩一些漆器精品，但是，政治运动很快冲击了这一近水楼台的优势。王世襄历经严刑逼供、牢狱之灾之后黯然离开故宫。故宫内深藏的那些漆器精品也离他的视线愈来愈远。

意志力不坚强的人或许遇到这种情况便会放弃，但是王世襄并不。或许是自小在玩中养成的深入钻研的习惯，或许是被开除故宫后胸中憋闷的一股干劲，不管是什么原因，在离开故宫供职于民族音乐研究所时，王世襄除了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外，将业余时间全部交给了《髹饰录解说》这本书。当时政治环境紧张，像王世襄这样被故宫开除的问题人员，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京城随意采访了，王世襄唯有埋首书斋，在浩如烟海的书籍资料中寻找有关漆艺方面的知识。

王世襄将《髹饰录解说》看做是自己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再不能为他所深爱的故宫文物做研究工作了，这种终身的相许就开始转向中国文化，他需要在精神上寻找到一个寄托，《髹饰录解说》便成了他释放自己文化情怀的寄托。

王世襄原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平淡地走下去，却不料很快第二波政治运动再次以势如破竹的方式席卷而来。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当时鼓励大家大鸣大放，有什么意见委屈都提出来，政治嗅觉迟钝的王世襄全然没有嗅到这股风潮背后的目的，于是站出来诉说自己几年前在“三反”运动中遭遇到的不公待遇，希望能得到组织的“平反昭雪”。一番慷慨陈词之后，王世襄没有换来所谓的说法，却得到了一顶“右派”的大帽子。这使王世襄的处境更加艰难。

还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王世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在“反右”前夕，京城大有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这时，王世襄结识了黄苗子、郁风夫妇，并将他们请到自己的芳嘉园居住。

而与王世襄同样身处窘境、满腹委屈的朱家溍，在大鸣大放中选择了沉默，安然度过一劫。

当时被戴帽的右派分子很多，被戴帽的人自觉低人一等，尽管有的人允许参加工作，但是单位的集体活动却是不能参与的。而且，右派分子的活动都受到相关部门的监视，当时的生活可谓压力重重。即便是这样，王世襄依旧没有放弃撰写《髹饰录解说》，他白天工作，做思想汇报，晚上回到家就拉上窗帘，围好灯罩，像贼似的，闭门写作，生怕被发现扣上“白专道路”帽子，挨批判。

在胆战心惊、谨小慎微之中，王世襄在1958 年将他的《髹饰录解说》完成了，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却不允许出版。王世襄并不气馁，他自己花钱刻蜡版，油印了二百份，瓷青纸书衣，宣纸书签，线装成册，简朴大方。这是他在李庄编写《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时积累的经验。书油印出来后，王世襄分送给各大图书馆、艺术院校、工艺美术工厂和研究所作为漆工艺的参考书，封面上只印了自己的号“王畅庵”，王世襄的名字都没敢用。直到1983 年，这本《髹饰录解说》才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刊印出来，书的封面堂堂正正地印上王世襄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