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提到，受梁思成先生的邀请，王世襄来到营造学社担任助理研究员一职，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与营造学社同仁常常一起进行野外调查，从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两方面来研究分析古代建筑；一是对《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和清代工程则例中有关室内装修的条款做研究。尤其是对“小木作”的研究，忽然让王世襄想到德国人艾克著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并使他深受触动，认为中国家具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做研究，并立志一定要在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上有所作为。后来他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对明式家具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坚实基础。

关于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这段经历，王世襄曾说：“我在学校读书时即对传统家具感兴趣。抗战期间，离京入川，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接触到《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和清代匠作《则例》中的装修作，启发我去研究古代细木工和家具。

1945 年回到北京，开始从家具实物、匠师技法及图书文献等方面搜集材料。”①比如，黄花梨琴桌就是在1945 年从重庆返回北京时购买的。当时王世襄夫人袁荃猷正与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习琴，王世襄在金石学家杨啸谷先生家购得此案后，在管平湖先生指导下改制成琴桌，供夫人袁荃猷习琴专用。这也是王世襄收藏的第一个黄花梨家具。（见本书第329 页图）

从重庆的李庄回到北平之后，王世襄在故宫博物院废寝忘食地工作，但这时候的他，主要精力集中于文物的收集，将之视为毕生奋斗的工作，而一件小事的发生，则加快了王世襄对古典家具的收藏步伐。

因为在故宫是负责文物和建筑研究方面的工作，王世襄随时都会留意相关信息。有一次，当他经过一个小店时，无意中看到店里卖的算盘珠非常精美，仔细查看，发现不起眼的算盘珠子居然是珍贵的紫檀木，这让他非常惊讶。

王世襄喜欢刨根问底，他很奇怪是怎样的缘由，才会把紫檀木做成算盘珠子的。在跟卖家仔细攀谈之后，王世襄才明白，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因政治文化氛围的变化，古旧的硬木家具已经不时兴了，很多古旧家具都卖不出去。于是算盘厂就用很便宜的价钱，把那些紫檀、黄花梨等制作成的家具都买回去，然后当成做算盘架子和算盘珠子的原材料。

对于店家的这个说法，王世襄吃了一惊，他不相信古旧家具居然都沦落到如此境地，于是他探访了北京的古旧家具店和相关的店家，发现市场果然是这样-- 那些雕工精美的古旧家具，散落在店家的角落里无人问津。

1947 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人们都开始逐渐走出战时的阴霾，更倾向于接受西方的流行文化，而对于祖国传统器物，则觉得压抑而陈旧，这也是当时的古旧家具失宠的原因。

正在努力挽救文物的王世襄看到这样的现状，心里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很快就撰写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一文，发表在1957 年第6 期的《文物》上，向社会大声呼吁保护和抢救古代家具珍品，但这时整个社会都处在高烧的状态，又有谁注意到这位身微职卑的小人物的呐喊呢？无奈的王世襄只好身体力行，尽自己所能搜集保护古家具，抢救和保护了许多珍贵的家具资料，也为他后来创作《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两部巨著准备了材料。

当时的王世襄已经从官宦世家的富贵子弟转化为新社会的一介布衣，经济并不宽裕。好在当时的家具都被当做废旧木料一样随意处理，价格也不是很贵。王世襄常常骑着一辆28 型的自行车，走街串巷，遇到合适的物件便下来与商贩讨价还价。王世襄的自行车后座上安装着一个能装一二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有各种包袱、麻包片, 这些都是为了运输家具方便特意制作的。

王世襄骑着他的自行车从古玩铺到杂货屋，乃至旧木料摊，到处都有他的足迹，车上经常会运回他买来的小条案、桌、椅、方凳等。

当开始喜欢上收集明清家具后，王世襄充分发挥了他年少时玩乐的精神，几度进入痴迷状态，脑子里时时想的都是明清家具。那段时间，邻居们总会看见王世襄骑着车出门，风雨无阻。王世襄曾说:“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有的家具王世襄没有经济实力购买而来的就拍照留念，无论是朋友家，还是偶然遇上的，他都不达目的不罢休。亲自带着摄影师，赔笑脸，求情，好歹要拍下来。多亏了早年飞鹰走狗练就的体魄，那些名贵的紫檀、黄花梨木都属于扔到水里沉底的木质，他都能有力气搬到亮处擦拭干净再拍摄……

说起王世襄对明清家具的研究收藏，除了艾克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影响外，则不得不提另一个人-- 陈梦家，正是和陈梦家的往来，促使王世襄写出了影响深远的《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珍赏》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