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对“抄家”一词的了解是从中国的传统戏曲中获得的。记得幼时随母亲看戏，舞台上一个个画着白豆腐块的各色奸臣，或贪赃枉法，或作恶多端，最终的下场都是-- 皇帝下派的官员手擎圣旨及时赶到某地，由威风凛凛的御林军将贪官押翻在地，钦差便宣读圣旨，历数贪官的种种劣迹，然后免去官职。待御林军摘去贪官的乌纱帽后，钦差大臣往往还要宣读一句“抄家”，“坏人”最终得到惩罚，这时满场的观众通常都会解气地鼓起掌来。我呢，虽然对剧情不是太懂，但看到大人们都为坏人得到惩处而使劲地鼓掌，自己也往往会莫名激动起来，心里也渐渐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抄家”是惩罚坏人的重要手段！后来阅读有关家具方面的著述，很多著述为求证硬木在家具史上的应用时间，通常就举出《天水冰山录》这本书。这是一本明代的古籍，其内容就是有关抄没明世宗嘉靖朝的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家产的抄家清单，书中详细记录了有关严家家具的情况，是研究明代家具非常重要的史料。进入清代，也有一个“抄家”大案为世人所熟知。雍正六年，在江南织造任上经营六十年的曹家因政治原因举家被抄，曹雪芹时年十四岁，他目睹了家庭中落的过程。后来天资聪颖的曹雪芹饱尝了几十年的世态炎凉，用如椽之笔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千古奇书《红楼梦》。

以上所说的几个例子，是我自己对“抄家”这一现象的肤浅认知。相信历史上“抄家”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抄家事件大多都建立在彼时彼地的法律基础或社会秩序之上（当然不能排除有冤假错案的存在），都是个案。要说全国范围内的“抄家”行为，则是发生在20 世纪60 年代初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余生也晚，庆幸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但是当年的报章杂志，却揭开了那场全民“抄家”惨剧的面纱。

“文化大革命”是1966 年5 月到1976年10 月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一场政治运动。运动的波及面之广，破坏程度之深，都可用前所未有来概括。1966 年6 月6 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提倡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要亿万工农兵群众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号召全民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斗争，并在后来的文革《十六条》明确了“破四旧、立四新”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目标，这一决定成了文革“抄家”的导火索。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可谓“近水楼台”，新的政策一经颁布，1966 年8 月17 日，北京二中的红卫兵连夜发布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声言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抄家”悲剧就从北

京拉开了大幕。著名文化学者葛剑雄曾撰文《我所经历的抄家》，他是这样描述这次运动的起因的：

对不满四十岁的中国人来说，“抄家”一词一定相当陌生，甚至不知“抄家”为何物。因为在今天中国的法律中，已经没有“抄家”这一项，公民住宅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搜查或没收都须经公安部门批准，或经法院判决。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是很普通的“革命行动”。特别是“文革”初期，一度抄家成风，在任何城镇中随时发生，随处可见。当时《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赞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的确抄家行动是从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开始的。

北京是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所在地，专家、学者云集，且文物古迹众多，在这场“破四旧”的活动中遭受的破坏也最大。无知者无畏，红卫兵冲进颐和园，将万寿山上近千尊琉璃佛像砸烂，国宝级文物毁于一旦。国画大师齐白石已去世多年，因为江青点名批判齐白石，疯狂的红卫兵就冲进魏公村的齐白石墓地，将整个墓园砸得面目皆非，并捣毁了位于北京西城跨车胡同的“白石书屋”。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开展，破坏行动逐渐从最初的毁坏文物、古建蔓延到向名贵花木开火了。北京大学“文革”前有两株名贵的西府海棠，就是被红卫兵无情地斩草除根了。著名学者季羡林在《怀念西府海棠》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事情就发生在“十年浩劫”期间，一时忽然传说：养花是修正主义，最低的罪名也是玩物丧志。于是“四人帮”一伙就在海内名园燕园大肆“斗私、批修”，先批人，后批花木，几十年、上百年的丁香花树砍伐殆尽，屡见于清代笔记中的几架古藤萝也被斩草除根，几座楼房外面墙上爬满了的“爬山虎”统统拔掉，办公楼前的两棵枝干繁茂绿叶葳蕤的西府海棠也在劫难逃。总之，一切美好的花木，也像某一些人一样，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