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推在制度头上,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
事实上,西方清教徒企业家是从“禁欲”开始走上商业之途的,我们的企业家则是从“贪欲”走上发展之途的。大多数企业家对于自己的经营目的并不明确,攀比心态、“江湖”心态严重,表面上是民营企业家,骨子里其实是“江湖豪客”,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取财富、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许多人想的是钻制度的空子,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的办法,去实现一夜暴富的贪婪目的。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冒出来的这些“转轨富豪”?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建立起一整套理的财富伦理,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陷于社会矛盾的泥淖不可自拔。
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以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的中国改革至少存在三点明显不足:一是在经济建设层面,财富的积累迄今未能建立起完善、成熟的游戏规则;二是在社会平衡发展层面,缺乏收入分配的应有调节,导致财富鸿沟不断加深,社会上出现“仇富心理”;三是在精神规范层面,变革的意识形态在为私欲正名的同时,却缺乏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这一远大理想的扎实建构,因此陷于另一个极端,日益将社会引向物质崇拜、金钱崇拜。
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禀实而知礼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往往正好相反--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帮守规矩、讲诚信的好人,然后才有发达的经济,即“知礼节而仓禀实”。从英美文化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先有“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
中国是一定要往前走的,中国的市场体制也必定会越来越规范。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们”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
从这样的历史眼光看,“刘永好现象”就更加宝贵并值得研究。刘永好为什么能与众不同地坚持走出一条“好人之路”?支撑其前行的道德与伦理力量是什么?与西方清教徒企业家们道路相比,刘永好式的好人道路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从刘永好的经历在体制变革、企业变革与文化变革上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
中国没有选择,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单纯、欢快的旋律之后,中国社会将进入新的财富乐章,遵守最低规则(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追求更高准则(负起社会责任,作高尚企业),将日益成为新的时代强音。
中国没有选择,历史将越来越告别“问题富豪”时代,走向“阳光富豪”时代!中国的富豪同样没有选择,只有自觉地告别“问题富豪”时代,走向“阳光富豪”时代,才能走向大有希望的明天!
在徐徐展开的中国“阳光富豪”的大舞台上,人们将乐于看到有越来越多像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一样的富豪站出来,走上前台,经受阳光的考验。人们将乐于看到,一代“阳光富豪”将真正铸造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的腾飞。
而在此大转型过程中,除借鉴刘永好等的行为外,中国民营企业家实在还应该读一下《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3章24节中的这样一句值得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警醒的话:“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