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人群中的巨人，俯视苍生的豪杰，还是封闭自惑的庸碌之辈？在强装的笑颜后面，是一颗瑟瑟发抖的心，如同在漆黑森林里迷路的小小少年……”

--李小龙：《我是谁》

荒唐的岁月，给刘家留下了痛苦烙印。刘永行兄弟从小就接受吃苦的教育，在“逆运”这块“磨刀石”上开始狠狠地磨练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那些苦难，给了他们一种信念、一种力量、一种雄视任何艰难困苦的毅力和勇气。

“前进！中国的青年。抗战！中国的青年。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用一切的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

抗日战争初期的某天，在重庆高等工业学校内，一位激情昂扬的青年正在指挥着一群热血沸腾的学生排练着那首著名的抗日歌曲《青年进行曲》。这支合唱队便是当时名满山城的抗日救亡宣传队--暴风歌咏队，而负责指挥歌咏队的青年学生，名字叫刘大镛……

1937年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它不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更成为中国私营经济史一个让人万分叹惜的逆折点。

在此之前，中国私营经济创造了一个短暂而辉煌的发展时期，如荣宗敬的申新纱厂、陈光甫的上海银行、虞洽卿的三北轮船公司、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范旭东的永利碱厂等，都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回望这段历史时，乐观地宣称：“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

国外的许多观察家也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持极为乐观的态度。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1937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说：“不能不给予中国政府以积极的热情，在农业、工业和交通等所有战线上，发展的计划在推进，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一个经济发展的时期现已到来。”

而英国驻中国商务参赞也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私营企业家：“中国私人资本家是能够使他们适应现代经济需要的，这一点的表现在于私营华人企业，例如面粉工业、纺织工业、电气工业以及其他许多工业数目都见增长。这种增长体现了中国人自己，以及全世界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所抱信心。”

但这一切，随着1937年7月7日北平远郊卢沟桥突然响起的枪炮声戛然而止。从这一天起，中国卷入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之中。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缓了20年，更让中国的私营经济跌入了长达40年的“熊市”之中。

次年的6月，在武汉，中国抗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战役激烈地展开了。而就在“武汉大会战”进行的同时，身材瘦弱的爱国企业家卢作孚，正在离战火不远的宜昌，指挥着他的民生公司进行着一场同样艰苦的“战役”--“宜昌大撤退”。

当时堆积在卢作孚眼前的，有近20万吨的商用和军用物资，以及3万多要撤往大后方的官员、技术工人和学生等。这是经过战火焚烧后中国工业仅存下来的最后一点血脉、最后一口元气。在预定的40天时间内，卢作孚不可思议地把这些物资和人员全部转移到了四川。以至于后来有人赞誉，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但到了大后方之后，中国私营经济在战争的摧残及国有资本、官僚资本的压制下，却再也难以延续往日的辉煌。建国后，因为此起彼伏的各种运动，私营经济更是一度在中国销声匿迹。直到40年后的1978年，私营经济才重新焕发生机。

就在卢作孚指挥“宜昌大撤退”的那一年，这个叫刘大镛的进步学生在大后方重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刘大镛不仅勤奋好学、才情飞扬，而且抱负远大、勇于开拓，是学校小有名气的学潮领军人物，也是当时重庆年轻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