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大镛曾在土改时从地主家里抄来一件英国进口毛料的呢子长大衣，这成为刘家最宝贵的财物，刘父平时都舍不得穿，只有在出席重大场合时才难得地奢侈一回。每当此时，几个儿子便会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气派的父亲。这件呢子长大衣后来成了刘家的传家宝。

大哥刘永言考上大学去读书之前，父亲郑重地亲手将这件呢子大衣送给了他，而刘永言一穿就是四年。等老二刘永行长大成人后，也开始眼红那件呢子大衣，并乘过年的机会向大哥讨要。刘永言虽然不舍，但仍旧毫不迟疑的送给了二弟。

等到老三陈育新穿上它时，气派的呢子大衣已经变得破旧，于是母亲花了两角钱买了一包染料，将这件衣服放在锅里煮，准备彻底翻新一下。但让人懊恼的是，这件被家人视若珍宝的衣服居然缩水了。

但陈育新对它仍然爱护有加，直到1966年才辗转交到了最小的刘永好身上。而这件衣服的年龄，比当时已经15岁的刘永好还大2岁。也就在这一年的深秋，刘永好身穿着这件留有父亲、大哥、二哥、三哥温度和味道的呢子大衣，到北京见到了最敬爱的毛主席。

刘永好北上“朝圣”

为了这次北京之行，母亲还特意花了两角五分钱从旧货摊买来一双已经裂口的解放鞋，洗干净后在昏黄的灯下一针一线缝好，套在了从未穿过鞋子的刘永好的脚上。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穿过鞋--一年中大半的时间是光着脚丫，只是到了寒冬才穿上一双自家编的草鞋。因为常年放踵，以至于他的脚长得特别大，现在穿的是45码的大鞋。

但不幸的是，在见毛主席之前的列队操练时，他这辈子的第一双鞋子，却被后面的同学无情地踩坏了，导致鞋底和鞋帮彻底“分了家”。

沮丧至极的刘永好，只好光着两只脚板走在初冬的十里长街上，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作为当年百万红卫兵的一员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让刘永好惊喜的是，在毛主席接见完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上遗落了不少被挤踩掉的鞋子，刘永好拣了两只破旧的解放鞋配成对踏上了回乡的路途。谁知道才穿了几天，那鞋帮与鞋底又脱离了，他只好用麻线把它们扎起来，一步一步走回了故里。

一心北上“朝圣”的少年刘永好，对这个国家当时发生的大事其实处于一片懵懂之中，但他却愿意为捍卫自己的领袖毫不犹豫地抛头颅、洒热血。就在他去北京的几个月前，他最敬爱的毛主席以翻天覆地的气魂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而最热烈响应毛泽东号召的，便是像刘永好这样年轻而热血的学生。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里迅速刮起了“停课闹革命”的浪潮。

在那篇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写了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就在这一年，不但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而且包括荣毅仁等大批的企业家都被彻底打倒；也就在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改为国营企业，市场流通也被全面限制。

历史往往有其吊诡的一面--当年积极响应领袖号召、热血沸腾地参加革命以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刘永好，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在10年后肩负起为中国私营经济“复辟”而冲锋陷阵的重任，并在20年后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富人阶层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而文化大革命对刘家也造成了直接而沉重的打击--父亲刘大镛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牛鬼蛇神。他最终不但被停止了工作，还被流放到山上去放牛接受劳动改造。事情的起因，便是30年前那段曾经脱离党组织的历史悬案。

母亲郑康致也受到了牵连。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工资被扣发、财产被掠走、并被挂上黑牌游街示众。为了减轻“专政队”的毒打，母亲想了一个笨办法--整天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用来抵御随时可能降临的狂风暴雨般的打击。

荒唐的岁月，给刘家留下了痛苦烙印。